作者按

2023年元月，我和《现代快报》相约开设“书话文脉”专栏，按照约定写满24篇，凑足一年二十四节气的数字，现在已是谢幕的时候。这个栏目是我参与“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工作中的副业，尝试用文化随笔的形式，通过漫谈中华传统文化的短篇，刻意涉及《江苏文库》中收录的典籍，为《文库》“带货”，为文脉宣传。文章皆是老生常谈，但蒙不弃，先以微信公号推文发布，再以报纸刊登，在此对《现代快报》和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每次推出后，读者朋友们或点赞或批评，惠我有加，在此表示特别的谢意与敬意。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关心江苏文脉的传播工作，我们将继续以文会友，以更丰富的方式讲好江苏的故事。

“文脉”是当下谈论历史文化或是文化传统的流行词语，守护、赓续中华文脉已经成为时代的强音，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已被视为一个民族的血脉、根脉、魂脉，彰显的是文化的原生动力和精神内涵。如果我们对“文脉”作一番梳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化自觉的产物和不断建构的历史观念。

古人视血管与经络为一体，称之为“脉”，作为人体内的气血通道，最早写成“衇”或“脈”，后人俗写为“脉”。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衇”指的是“血理分衺行体者。”在篆字中，“公式”即“永”字的反写。“永”字“象水巠理之长”，“巠”是纺织物中纵向的经线，所以“永”表示水的长流主干，而“公式”则是“水之衺流别也”。“衺”即“邪”，指主流中邪出的分流或分派。按中医的定义，人体中纵向的主脉叫经脉，横向的支脉叫络脉，合称为“经络”。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江苏金坛人）《说文解字注》曰：“衺行体中，而大候在寸口。人手却十分动脈为寸口也。”人体内各处的血脉情况，都可以在手腕处的“寸口”（寸、关、尺）把脉诊候，所以叫作“大候”。由此可见“文脉”一词源自血脉、动脉、经络，生动地形容出文化的生命力、切身性与精神性。

“文”与“脉”的结合来自文学批评，中国人很早就用脉理来形容文章的理路，比如南朝梁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465—？生于江苏镇江）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指出，文章的辞句要做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意为文采交织，文意贯通，所以后人也用文脉指代文意。清代学者刘熙载（1813—1881，江苏兴化人）《艺概·文概》引述《孙子兵法》比喻作文之理，曰：

“兵形象水”，文脈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

不过，用“文脉”来形容文化传统或文学传统，大概是从宋人开始的。比如南宋词人刘克庄（1187—1269，福建莆田人）写过一首《满江红·和王实之韵送郑伯昌》，中云：“千百年传吾辈话，二三子系斯文脉。”意为自己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担当着道德文章的统绪。再如南宋大臣、朱子的后学徐元杰（1196—1246，江西上饶人）《吕伯恭赞》曰：“蒐经微妙，发圣精华。文脉两汉，气盖百家。”吕伯恭即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1137—1181，浙江金华人），徐元杰称赞他的道学能发明六经与圣人的微妙和精华，他的文章根脉于两汉，文气则超越百家。

古文与道学是宋代文化的重要成就，宋人特别重视文道关系，主张“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将文章与儒家道统融合起来，赋予文学以道德文化的价值与理想，而南宋失去了华夏中原的政治地理中心，偏安东南，因此南宋的士大夫们激发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觉，以持守文化正统和道德价值为己任，将“文脉”与“道统”相提并论。南宋大臣家铉翁（约1213—1297年，四川眉州人）在《题中州诗集后》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况于在中州者乎？

《中州集》全名《翰苑英华中州集》或《中州鼓吹翰苑英华集》，是金代文学家元好问（1190—1257，山西太原人）编纂的金代诗集，收入两百多位诗人的两千多首诗作，以金朝的政治中心中州（河南）为名，藉诗以存一代之史。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金朝已被蒙古所灭，而家铉翁题跋之时，也被扣押于元朝，不久南宋灭亡。他和元好问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家国，但他从《中州集》中看到的，却是天下人共同的文化统绪和精神命脉，无论是道统、文脉还是承担统脉的人物，皆无南北之分，《中州集》只是其中的典型而已。他称赞元好问的心胸：

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

朝代可以更迭，但道统文脉一以贯之，构成了坚实的文化价值和道德理想，任何国家和朝代的存在意义，正在于它能否维持、发展文化统绪和精神命脉，在这个意义上，文脉即国脉。南宋大臣吴潜（1195—1262，安徽宣城人）的《魏鹤山文集后序》，对南宋的道统与文章有如下的评说：“渡江以来，文脉与国脉同其寿。”他认为南宋立国之后，高宗表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孝宗表彰《苏东坡文集》，对文化和政教风气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于是人文大兴，上足以接庆历、元祐之盛，至乾、淳间，大儒辈出”，“凡仁义之要，道徳之奥，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极而扶世教，使天下晓然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吾道之所以异于佛老，圣经贤传之务息邪说，有君臣有父子而不蚀其纲常之正者，功用宏矣。”他所说的文脉就是唐宋新儒家不断建构出来的道统。

“文脉”也是文学批评的观念或范畴，指文学的传统或流别。元初诗人黄庚（浙江天台人）《月屋漫稿自序》曰：

诗盛于唐，唐之诗脉自杜少陵而降，诗以科目而弊，极于五代之陋。文盛于宋，宋之文脉，自欧阳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极于南渡之末年。以科目而为诗则穷于诗，以科目而为文则穷于文矣！良可叹哉！

古代科举刺激了文学创作，但文学也因此沦为仕进的工具，背离了文脉自身的发展目标，产生了流弊。

明代嘉靖年间的举人王文禄（浙江海盐人）著有《文脉》三卷，“杂论古今之文，谓文章一脉相传，故曰《文脉》。”（《四库总目》）他的文脉概念具有医学知识背景。卷一《文脉总论》曰：“一元清明之气，畀于心，以时洩宣，名之曰文。……譬荣卫焉，包络于心也。是谓之脉，未尝绝也。”“荣卫”即身体中的精气，东晋道教学者葛洪（283—362，江苏句容人）《抱朴子内篇·道意》曰：“若乃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因为医家认为水谷化成的精气，分为荣（营）气和卫气，分别周行于血脉的内外，养护人的身体，不可损耗。在王文禄看来，文脉与血脉一样，都发自人心中的“一元清明之气”，而周流环绕着人心。他对文道关系的看法可能又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岂曰某文道，某文非道？夫脉以贯道，道原于心……心不亡，则脉不亡；脉不亡，则文脉不亡。

心脉与文脉本为一体，道发生于其中，存在于其中，心是道与文的根本，他的文道关系论可谓别出心裁。

在很多场合，“文脉”还表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文教传统，而且与风水观念密切关连。比如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浙江宁波人）《昌国州重建大成殿记》写到昌国州（今浙江舟山）诸生要求重建孔庙大成殿，说此殿位于芙蓉洲西，“挹秀涵清，气势闳伟，俊人魁士，含章挺生，道原文脉，实系斯殿。”再如清代贺长龄（1785—1848，湖南善化人）编辑的《皇清经世文编》，收录张九钺（1721—1803，湖南湘潭人）《重修豫章沟议》，阐论兴修豫章（今南昌）水利的好处，其中有一条说：“沟关阖省文脉，胜国（指明朝）正德（明武宗）以前沟通时，鼎元宰辅最盛，占塞后遂少。今脉络疏通，譬人精神振复，文运必昌。”方志文献中也有此类记载，以示重视地方文教传统。比如清代嘉庆《扬州府志》“山川志”记载“市河”的历史，抄录明代张宪为方志作的《序》，其中说到明代疏通市河之后，“公私称便，遐迩腾欢，风水既复，文脉亦畅，科第人才，裒然颖出”。现今扬州市内的文昌阁、古运河边的文峰塔等名胜古迹，皆在市河沿线，都是古人营造风水，培植文脉的举措。《管子·水地篇》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所以水脉畅，则文脉畅，古人所谓“钟灵毓秀”，正是此意，即以科学观念审视，风水学说中重视人文与生态和谐发展的理念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作为文教传统意义上的“文脉”不仅可以指地方文化，也可以指家族文化中的读书与科举传统。南宋词人文及翁（理宗宝祐元年进士）给他的友人姚勉（1216—1262，江西宜丰人，宝祐元年状元）《雪坡集》作《序》，称其子已有功名出仕，“振家声而接文脉。”元代学者吴师道（1283—1344，浙江兰溪人）《吴氏家述》记其祖父教导之言：“今梦寐犹不离场屋间，殆习气欤？抑时运承平，科且复欤？不然，谨身饬行，犹不失于善士，尔其毋忘学也。”又记其父之言：“不可使文脉由吾冢嗣而绝。”在吴氏家族的心中，承平之世，教导儿孙读书应试；离乱之世，也要教导儿孙读书，独善其身，无论穷达，都要持守家族的文脉。当然，世俗之人更多地将科第当作文脉。冯梦龙（1574—1646，江苏苏州人）编了一本《古今谭概》，也叫《古今笑史》，中有《微词部》讥讽世态曰：“封公便请乡饮，富家便举善人，中解元、会元便推文脉。末世通弊，贤者不免，悲夫！”当官就要大摆宴席炫耀一番，发财致富就会被选举为善人，中了科第就要编造家族文脉，贤人也不能免俗，真是庸陋不堪。

总之，经过南宋以来文人学者们的阐发，“文脉”成为中华文化传统或精神传统的代词，被不断地建构、运用，其意涵也得以不断地丰富。同样，我们的文化实践也一定会赋予“文脉”以新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