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关于西安事变,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上期回顾]
刚到西安时,张学良看不起杨虎城,后来两人在抗日问题上达成共识,关系拉近了。
1936年春季的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家中回来,对秘书王菊人说:
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
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
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这时,他们两人共同对推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了决心。这个“硬干”就是指用军事手段。此后,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方面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在一起秘密地研究了好几次。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关系确定后,便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
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担任教官,对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
这也使两支部队的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和信任,为参加西安事变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张学良在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的同时,通过手下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特别是1936年4月初,他在肤施(今延安)教堂内与周恩来竟夜长谈后,完全被周恩来过人的才智所折服。在那个时期,张学良的思想和行动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他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1936年6月1日,发生了两广事件,即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两广事件发生后,陈济棠、李宗仁都有密电给杨,要求出兵支援。
杨虎城拿着两广的电报与信件去找张学良商议,当时未作决定,两人约定次日再商量。第二天晚上,在张学良西安金家巷的公馆里,张、杨商定了以下办法:
(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
(二)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救国会议(当时想参照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求意见。
(三)如蒋继续对两广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其军事部署的计划为: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尉如为军团长,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向汉口挺进;西安北部请红军接防。
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件,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知张、杨参加。张、杨认为,军事形势瞬息万变,两人都去参加不妥。遂决定,由张去南京开会,顺便观察形势。杨请假留在西安做好响应两广的准备。
可当张一到南京,除了开会,蒋介石就叫熊式辉、吴铁城陪张去上海娱乐、跳舞,羁绊得张无法自由行动。张去了南京许多日子一直没有回来的消息,而两广方面屡屡来电要求西安方面给予支援。杨虎城问王以哲,王说他也没有张回来的消息,并说我们可以不等他。杨说:“那怎么行,一定要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行动。”张在南京、上海待了一个月,直到蒋介石把两广事件解决了。
张从南京回西安后解释说:“我看两广也太无能,经老蒋略施计谋,稍事斗争就垮了,所以我也就没急着回来。”其实主要是张学良那时还没有下决心与蒋介石决裂。杨虎城则对坐失反蒋良机十分遗憾。
在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期间,杨虎城派员与韩复榘、宋哲元进行了联系,取得了他们共同采取反蒋抗日行动的保证。由杨虎城主持制定了杨、韩、宋都同意的六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二、停止一切内战;三、释放一切政治犯;四、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五、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六、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六项后来就完全应用在西安事变时张、杨发表的八项政治主张之中了。
1936年10月,曾请假离开部队近一年时间的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返回了部队。他一回来就急切地找杨虎城谈自己的想法,杨虎城也很重视,多次与之长谈。
谈话中,赵寿山向杨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赵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
杨听后显得有些惊异,望着赵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
杨以深沉而又慎重的态度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很好地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随便乱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
这就是捉蒋主意的提出。
虽然杨虎城听赵寿山提出“捉蒋”的意见时没有表露出热情,但实际上,他接受了这个“天大”的主意。他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向张学良正式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
张学良在1955年12月15日写给蒋介石的《回忆》一文中说:
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蒋公进言,以期早日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张学良这段回忆,道出了是杨虎城提出“兵谏”的主要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