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房本来是政府为了抑制高房价，动用公共财政补贴中低收入人群，以解决他们住房困难的惠民工程。而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世纪花苑”却成为当地干部福利房，“市直机关正处级及以下干部一人一套”。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福利房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总体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限价房成了机关干部的“提款机”。（《经济参考报》4月20日）

　　这是近日曝出的又一起官员福利房事件，事实上，类似现象并非一地独有。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房子不向社会公开出售，其指标都是内部分配。这背后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其玄机在于政府机关等特殊机构可以以划拨形式，零地价或者以非常低廉价格获得国有土地。

　　不否认一些国家机关拥有一定福利房的权利。但回溯起来，类似福利房之所以能够享有今日种种便利和优惠，肇因于当年房改留下了特殊空间。一些国有企业、机关单位首先纳入政策的考虑范围。政策一旦开了口子，其后的发展就不是政策设计者能够掌控的了。于是，超标、过滥的福利房兴建成不可遏止之势，类似山西忻州福利房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事实上，集资所建住房的权属按出资比例确定，个人按房价全额出资的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个人部分出资的，拥有部分产权。因此，享受福利房的公务员是没有对房屋的完整处理权的，但在不少城市，这类产权关系混乱的福利房出售却基本没有障碍。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道理实在简单，获利者本身是握有公权力的政策制定者。在监督缺失、信息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如何指望其自律？在高房价的背景下，这不仅仅进一步撕裂着社会的伤口，即便是机关、事业单位内部，也制造新的不公平。由于各单位实力不同，可以自利的能力当然迥别。权力系统内部尚且如此，何况对普通公众的伤害？

　　相关部门，当然知道其种种危害，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开始对“集资建房”进行规范；2004年前后又陆续发文叫停集资建房；2006年8月，建设部联合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终于发布196号文，严词叫停党政机关集资建房。但有能力分房、建房的单位非权即势，只要政策上没有完全杜绝单位自建、集资建房的口子，擦边球必然照打不误。

　　王垚（中国地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