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如果对这些集资行为一律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那必将进一步压缩民间融资渠道，进而扼杀民企活力。慎重处置“非法集资”还不够，修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最高法院对非法集资案做出具体说明：未经社会公开宣传，在单位职工或者亲友内部针对特定对象筹集资金的，一般可以不作为非法集资。

　　（4月8日《新京报》）

　　非法集资案主要存在两个罪名，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另一个是集资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争议最大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问题。

　　从经济学常识来讲，如果仅仅是向民间不特定的人借款，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存款”行为，因为“存款”必须与“贷款”相对应。但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向银行贷款，而是向不特定的人借款，不管借来的钱是用于企业发展还是转贷赚取利差，单位超过100万元，个人超过20万元，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这就存在问题。一方面，许多企业在经营上遇到困难，但无法有效地从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另一方面，许多民间资金不愿存在银行，而是迫切需要增值渠道。民间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如果对这些集资行为一律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那必将进一步压缩民间融资渠道，进而扼杀民企活力。

　　2003年发生在河北的“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很明显地揭示了这种悖论。孙大午的大午集团由于向银行贷款遇到困难，就动员本企业职工及附近的乡镇村民将钱存在大午集团，用于企业经营，最终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三年。这样的结果不但公众不能接受，甚至连公诉人也认为他是“好人犯罪”，因为他吸收的借款没有造成损失，并且他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办起了企业和学校，解决了1500人的就业问题，造福一方百姓。面对这种悖论，我们是否要反思法律本身的问题？

　　此次，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从几个方面为“非法集资”松绑。如果用这些标准来判断，像孙大午的集资，显然不宜作为犯罪处理。如此看来，最高法的相关解释的确有进步之处，它有利于激活民间的正常借贷，从而让民企更容易融资，从而激发他们的活力。

　　当然，仅此还不够，修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该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在保护金融秩序和公民财产安全的同时，也要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始终是我们要正视的问题。（作者系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