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者进京上访显示出的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地方政府以“敲诈政府罪”构陷上访者的肆无忌惮，这正是一种基层社会溃败的可怕景象。正如学者所言，这可能是“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

　　河北沧州之前，一些进京上访者大抵都是“精神病”。沧州之后，更多的进京上访者或许将被视为“敲诈政府者”。

　　据2月25日《新京报》报道，过去两年，农民被指“敲诈”政府案，在河北沧州不断上演。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地方政府出于息访之计，对上访者许之以利，一旦这些上访者开始与政府谈补偿问题，地方司法部门即以涉嫌敲诈勒索对上访者进行逮捕、判刑。因为这种做法貌似“钓鱼”，以致沧州南皮县检察院在批捕两名上访者时很慎重。“当时上海钓鱼案正热，他们担心政府给钱被说成‘钩子’”。

　　“请问全国人民，有人敢敲诈政府吗？”这是一位“敲诈政府者”家人的悲情一问。这既是一个“强大政府”的事实，亦是“弱小公民”的实际。至少在沧州，政府就像一头强大的怪兽。沧县政法委副书记曹庆山宣称，沧县办理“敲诈政府”案很慎重，是“公检法三家一起商量”的。什么时候起，本应各司其职、互相监督的公检法三家可以像现在这样“一起商量”着办案呢？但为了应对“敲诈政府”者，这样一种基本的底线原则都丧失掉了。

　　不论是“敲诈政府罪”，还是敲诈政府罪的案由，都是这样荒诞。然而我们却也不必为此吃惊。一些地方的上访者可以被视为精神病人强行收治，那么将上访者视为敲诈政府而判刑，其间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它们都在向我们展示一些地方权力的整体溃烂。上访者进京上访显示出的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地方政府以“敲诈政府罪”构陷上访者的肆无忌惮，正是我们在许多地方都一再看到的一种基层社会溃败的景象。

　　“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学家孙立平这样说道，“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当权力一旦溃败，就总是一溃千里。而这种权力的溃败，总是伴随着权力的进一步失控，因为失控的权力，本身便是社会溃败最重要的表征。

　　这是一个“堰塞湖”，会在日复一日的围堵中变得不可承受。就在2月25日，社科院《法治蓝皮书》指出，2010年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维稳压力不会减轻。从根本上解决现行信访制度的一些积弊，首先必须要像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怀山在去年《半月谈》杂志上所呼吁的，应“允许社会矛盾得到正常显现，不要有掩盖矛盾的心理”。其次则需要真正调整社会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格局，使权力顺从于权利，使政府能够听令于正当民意之前。非如此，不足以力挽基层社会之节节溃败。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