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惨案”的报道模式，正在创造一个“离事件发生地越近越平静”的模式。这种模式制造了一种“没什么大事”、“不太关注”的假象。重大事件就这样被刻意打发，被囫囵盖过。民众的恐惧，官方却不当回事。要说官民之间何以有裂痕，“天津惨案”的处理模式足可提供解剖样本。

　　2月1日，天津发生了驾车恶性撞人案，致9死11伤。据报道，次日又有一名伤者死亡，但很奇怪，这件事在天津处理得就像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有报告说，当地网站的网友目击的消息被不断删帖，直到国内门户网站纷纷醒目刊载，天津网友才获允在本地网站讨论。事发当日，晚间的天津电视新闻没有事件的任何消息。次日当地几家媒体刊载的消息，是一则短短的通稿。

　　天津恶性撞人案的新闻管理，不是一种创造，只是一次惯常模式的重复。现代传播虽然不分远近，但“接近性”仍然是一个基本规律，离事件发生地越近，关注度越高。而现在一些地方的新闻管理，正在创造一个“离事件发生地越近越平静”的模式。这种模式制造了一种“没什么大事”、“不太关注”的假象。

　　在《新京报》2月3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读到与天津的新闻通稿大不相同的内容，例如对警方只是追缉，而未快速设置路障、撒铁蒺藜、铺设阻车钉带防止事态扩大的处置方法，有警务专家提出质疑；例如有消息称：作案者张义民曾多次到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投诉妻女被绑架到洗浴中心，未获满意答复；例如媒体苦苦求证案件的一些基本信息，而涉事官方拒绝提供，称“正组织人员撰写通稿”。

　　完全可以想象，一起致20人死伤的驾车撞人案，在事发地会引起多么巨大的社会震动。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当地官方处理突发事件的紧张心理，然而，官方为何不是第一时间去安抚受到创伤的市民情绪，而是佯作风平浪静，故意低调其事，实在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悖谬形式。这种悖谬的“服务”，使人不能不怀疑到底是否真的是“为人民”。

　　勉勉强强，信息公开总算已经成为一项原则，然而，完全无视真实的市民情感和事件的严重程度，摆出一副“没有发生大事”的样子来，只有一则简短的通稿，这样的信息公开，岂不是告诉大家，信息公开其实也是块橡皮泥？

　　这种处理模式带来的心理暗示更要命——事发当地的人们处于震惊之中，当地的新闻既未报告事情实况，官方也没有显出与市民共度艰难时分的诚意。只是让事情显出一种越是大事越无事的不可理喻的状态，并借助新闻的消声，在当地官民间构造共同假装“不知道”、“很平安”的伪默契。

　　为了这种默契的形成，市民要免谈重大事件，官方要免谈公共危机，心照不宣的紧张气氛，小心翼翼的压抑神色，笼罩了方方面面，官民之间需要一种伪饰太平的配合，这成为危机与创痛的奇特应对模式。重大事件就这样被刻意打发，被囫囵盖过。在虚伪的基础上相互体谅，在压抑的气氛中问候平安，这种“共赴时艰”的方式，显示出愚弄与被愚弄的奇异和谐，“人民”及其服务者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相互服务的关系。

　　“天津惨案”的信息被当地官方扭曲，它是在努力暗示人们没有大事发生，这其实等于是说，民众的恐惧在官方看来，是无关紧要的。要说官民之间何以有裂痕，“天津惨案”的处理模式足可提供解剖样本。（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