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强今年28岁，来自河北省景县留府镇高庄村。高志强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今年6岁，最小的儿子只有2岁。1月9日，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强向老板讨要70元工钱时被包工头叫来的人追着捅了一刀，右侧肾脏主要血管破裂，肾脏被切除。（1月13日 检察日报）

　　讨薪丢肾缘于法治肾功能不全 燕赵晚报 1月14日 作者 王旭东

　　燕赵晚报一评

　　年关将至，农民工讨薪问题和由此引发的矛盾进入“暴发期”。最近有媒体报道：南京农民工讨薪成功率不足两成；70多名农民工在乌鲁木齐遭遇讨薪难……有农民工为讨薪，上过塔，跳过楼，投过海，甚至喝下敌敌畏。讨薪者之所以选择暴力、极端手段，原因之一便是维权成本过高，“程序繁琐”和“处理时限长”也是原因之一。依法讨薪，目前存在着成本过高等问题。有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有欠薪，才会有讨薪。企业欠薪、农民工讨薪已成社会的痼疾。政府及相关部门为此也付出过很多的精力来“医治”，但形势并不容乐观。每一次讨薪背后都是一串串辛酸的泪，甚至是一点点凄惨的血。法治社会需要依法讨薪，尽快将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无疑是治本之策。农民工讨薪所表现出来的无奈，甚至偏激，一方面缘于法律对欠薪企业的惩罚力度不够，另一方面，法律对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够。眼下，企业欠薪所付出的成本太低，以至于企业可以用克扣职工薪水来要挟。更不正常的现象是，企业兑现了欠薪却成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绩”。

　　“讨薪丢肾”缘于法治“肾功能不全”，尤其表现在对欠薪企业惩治力度不够。有政协委员呼吁增设“欠薪逃匿罪”，以维护劳动报酬权；还有人建议修订《刑法》，设立“拖欠劳动报酬罪”，以提高欠薪的违法成本。尽管从立法的角度应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但农民工权益保护是否顺利步入法制化轨道，核心问题在于健全法制，强化法治功能。

　　现代快报再评

　　欠薪、讨薪，就像春运农民工回家难一样，年复一年上演。“农民工”要回家，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出来做“工”，有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他们打工再久也难成市民；顶多有个别幸运儿被树为典型转成市民。

　　作者讲法治不健全讲得很充分，但是欠薪只是个法律领域的问题吗？如果政府“以招商引资为第一要务”，它当然要站在老板一边！说这是“投资环境”问题，又何尝不是政府的GDP取向和政治态度问题？“农民工”也好，市民工也好，如果工会没有与老板抗衡的维权能力，这不是个社会问题吗？所谓“公民社会”，本来就是权力和金钱两种力量之外，维持社会各阶层利益均衡的力量，我们形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