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首次把关注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作为“新意见阶层”。

　　2009年，这个已经突破3亿大关的“新意见阶层”继续着自己对时事的关注和评说，在这一年有太多的不平事——躲猫猫、开胸验肺、钓鱼执法、跨省追捕、“为谁说话”、网瘾治疗、纸币开铐等等——使他们有话要说，而他们的评说已经足可以用“中国意见”来命名，因为他们的意见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不仅仅是2008年，2009年，在已经开启的2010年以及以后更长的日子，可以预见，“新意见阶层”发出的中国意见，将全面和深刻地影响中国有影响力的人——中国公民。

　　每一个网络热词背后

　　都站着“新意见阶层”

　　每到年底，由媒体、网络评选年度关键词在这些年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2009年大事不多，但是热点事件不断，关键词自然也不少。因为评选人不同，年度关键词会出现许多版本，但是无论哪个版本，有些词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譬如“躲猫猫”。

　　发生在年初的云南躲猫猫事件，早已尘埃落定，但是其发生的过程很值得人们深思和总结。“躲猫猫”一词迅速在网络蹿红，起因是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的一起死亡事件。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成千上万的网民纷纷质疑。于是，一场以“躲猫猫”为标志的舆论抨击热潮迅速掀起。结果大家都知道，李乔明并非死于“躲猫猫”，而是被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致死。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网络民意推动真相调查，并取得“圆满结果”的网络事件。说它是网络事件，因为它的真相大白首先缘于网民的质疑，其次网民代表作为成员之一直接参加了调查组的调查。而“躲猫猫”事件，还开启了第三方调查的先例。之后的“上海钓鱼事件”、“南京徐宝宝事件”，都采用了第三方调查这种相对客观公正的方式，而两个调查组无一例外都邀请了网民代表参加。从“躲猫猫”，到“钓鱼事件”，再到“徐宝宝事件”，可以看出，网民的声音——那些出现在大大小小论坛上的质疑的帖子，那些首先发布在博客、个人空间、网站上的时评，有可能并且有的已经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一种有效形式。而这些相对于传统的大会小会上的发言，相当于影影绰绰、含混不清的街谈巷议，网民们的质疑和建言被一些专家学者冠以“网络问政”的名号，而在网络上直言不讳的网民们也被称作为“新意见阶层”。

　　互联网：

　　“政治民主建设的小岗村”

　　“新意见阶层”的称呼，最早见于2008年底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蓝皮书》。

　　“中国网络在2008年获得快速发展，网民数量超过2.5亿人。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舆论渠道。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高度重视、积极回应，因此互联网也成为政府治国理政、了解社情民意的新平台。总体上，中国的网络言论得到开放，管理水平正在提升，政府对网络舆情的认识也变得更加客观、科学；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影响，舆论力度明显增强；一个‘新意见阶层’，浮出水面，网络‘意见领袖’影响不容忽视。”这是这个名称在媒体的第一次亮相。

　　而国内第一个对这一名称进行阐释的人，是人民日报社退休副总编周瑞金。2009年1月2日、3日，《南方都市报》分两天刊登了他所撰写的《喜看“新意见阶层”的崛起》一文。周瑞金用大量的实例，阐述了“新意见阶层”出现的必然性和进步意义。“‘新意见阶层’的崛起，是新技术革命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新成果，是我国舆论监督的重要新力量，是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推动力。在新的一年，一切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进步的人，应当欢呼‘新意见阶层’的崛起，让‘新意见阶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位当年以“皇甫平”的笔名拉开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序幕的重要人物，对“新意见阶层”的出现进行了热情地鼓与呼。

　　周瑞金的文章很快就赢得了来自网上网下的共鸣和支持。“网络是一个全新的表达平台，它的草根性、公共性、便捷性和互动功能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肯定有人不喜欢它，比如一些贪官污吏，那些被网民盯住不放的权势者，比如造豪华衙门的地方政府，被晒公款旅游和按摩账单的单位。可见，网络已是政府部门了解信息、收集社情民意，让群众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而一旦全社会形成尊重民意、尊重表达的良性循环，民意也必将成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著名时评家、南方周末评论员鄢烈山撰文呼吁社会重视“新意见阶层”的意见。“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中国网民总能仗义执言，并经常能改变公共政策的方向。”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网民成为压力集团是国家进步的象征》认为，3.38亿中国网民以鼠标投下的民意表决票，源自他们的正义感和良心。

　　而周瑞金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更是把互联网比作为“政治民主建设的小岗村”。

　　“新意见阶层”

　　乐意被意见领袖代表

　　“新意见阶层”宽泛地讲，是指关注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人数众多，超过3亿。每一个阶层都有每一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对“新意见阶层”这个相对虚拟的阶层来说，也有他们的代表，也许网民们对他们并不认账，也许网民们有“被代表”之嫌，但是意见领袖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与在网络各大论坛发帖、跟帖的普通网民相比，跟普通网民的直抒胸臆、激情大于理性相比，意见领袖们的意见要相对理性和系统。博客是他们发言的主要载体，是“思想的策源地”。他们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有的则是职业时评家。每当社会上出现非公平、非正义的“新闻”，他们就会用敲击键盘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和建言。刚刚过去的2009年，诸如开胸验肺、钓鱼执法、跨省追捕、“为谁说话”、网瘾治疗、纸币开铐、邓玉娇案等等焦点事件，都成了他们评论的对象。2010年开始不到半个月，有关“真假曹操墓”“房价高企不落”“听证会走过场”等的评论继续火爆。这些针砭时弊的评论，让贪官污吏寒心的同时，温暖了百姓的心。葛剑雄、胡舒立、郝劲松、鄢烈山、闾丘露薇、韩寒……他们的名字不仅仅印在一本本专著上，还出现在一篇篇博文里，出现在网民们的跟帖中。而有的意见领袖，他们的足迹并不限于网络，而是把他们的理念落实于现实之中。钟南山（他没有博客，但是他嫉恶如仇）不仅医治患者的疾病，也给我们这个社会治病；郝劲松，不仅在博客中指点江山，而且在现实中无偿地为弱者进行法律辩护；虽然胡舒立离开了《财经》，但是《财经》体现的公民精神始终与她的名字同在。

　　而网民的行动也不仅限于网络之上的“清议”。他们常常走下“网坛”，叩问突发事件的真相，并以“行为艺术”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杭州飙车案”中，在警方宣布肇事车速仅“70码”的当晚，不少网友来到车祸发生地点文二西路，点起蜡烛、献上菊花，表示对遇害者的哀悼和对公正办案的诉求。在“邓玉娇案”中，全国各地网友纷纷来到巴东“旅游”，还有的请求为邓玉娇立“烈女碑”。地方政府如临大敌，长江航线巴东码头自抗日战争以来首次停航，宾馆宣布客满。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广场出现“行为艺术”，一个女青年以纱布层层缠裹自己，呈极力挣扎却无法挣脱状，身边摆放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新意见阶层”

　　促进公民社会成长

　　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提出了“新意见阶层”的概念，2009年的《社会蓝皮书》则指出“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约占全部事件的30%。

　　互联网正在社会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来自互联网的“中国声音”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公民社会的成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去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官员称”为何敌不过“网友曝”》的时评。“在公共空间，有两种声音，很值得研究和推敲一番。”作者石敬涛写道，“一边是饱含质疑甚至愤怒的民意（‘网友曝’），一边是‘官员称’的自说自话。”在作者看来与“睁着眼说瞎话”的“官员称”相比，“网友曝”越来越吸引眼球，赢得民意。

　　“官员称”输给“网友曝”，一方面显现了公民的力量，一方面也对官员们起到了提醒震慑作用。南京的“天价局长”周久耕，因为一句雷语，遭网民人肉搜索，不仅丢了官，而且坐了牢。网友的每一次质疑，都会带来对相关官员的问责。平时不把“被代表”、“被幸福”的百姓放在眼里的官员，等待他们的是“遭免职”、“遭撤职”、“遭坐牢”的特殊待遇。在“中国声音”的监督下，官员们变得小心翼翼。一个官员因为始终处于公民监督之下而如坐针毡，官员之“苦”，将是公民之幸，将是社会之福。

　　而因为“中国声音”的“刺激”，2009年，第三方调查应运而生，电动车新国标缓行，遏制房价高增长政策出台，拆迁条例修改……

　　差不多一年前，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通过写信的方式携手给网民拜年。在信的末尾，使用了一个网络专有名词——“顶”。他们希望广大网友在牛年做互联网健康发展的“拓荒牛”，“顶”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政府、是权力对网络监督的认可，是对“中国声音”的信任和期待。这也是一种权利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一年过去，“新意见阶层”将继续发出“中国声音”，“中国声音”将继续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