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来，已经有6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从今年2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自杀。其生存状态堪忧。

　　他们中间有中部小县城的教育局长、科级干部，也有西北组织部副部长、厅级大员，还有长三角干练的女副市长，层级分布广泛。

　　一个月6起、一年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舆论哗然，更用了“频发”这个词来表达惊讶和担忧。然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官员自杀“频发”的说法仍然存疑。他认为相对于其他群体，官员的自杀率并不算很高，而纵向对比，官员自杀率是否真的达到“频发”仍有待搜集数据求证。事实上，从表面和数据上，人们目前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于近一个月来官员自杀消息频频传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记者，这可能和年底干部要接受考核、工作压力大有关。

　　围绕着官员们的离世，总有各种坊间猜测纷至沓来，而腐败、官场斗争、权钱交易的阴影似乎总是穿插其中，挥之不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旦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而在这13起非自然死亡事件中，与“腐败”猜想有明确或模糊联系的分别是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死时正值重庆打黑风暴，他因“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已确定涉案正准备接受法律制裁。11月28日，他在看守所上吊自杀。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则在死前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并主动退回了赃款。杨宽生死亡现场发现21万余元红包，但此案还在调查中，并未有明确结论。

　　毛寿龙说，就目前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无法确定官员自杀的真实原因，立刻和贪污腐败联想在一起并不明智。

　　对于人们呼吁尽快公开案件、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做法，毛寿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国素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如果是“活官员”贪腐，对公众交代很有必要，但是如果“死官员”腐败，他不主张将他们的信息公布，因为没有太大意义。毛寿龙认为，公众以知情权为名要求公布官员自杀相关信息的行为无异于偷窥，是一种“过分的知情权”“变态的知情权”。

　　林喆则直斥这种“观点不正确”。她认为，官员作为公权力的主体，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选民有权了解官员的信息。

　　如何减少官员“非正常死亡”呢？“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应当从制度上化解官员腐败的土壤，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且让官员们在一个安全而非处处陷阱的环境中从政。”林喆说。

　　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