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王锡锌

　　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博导（25日将在央视“新闻1+1”节目就这一新闻事件阐述观点）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今日嘉宾

　　今天主持人邀请到3位专家，请听他们分解。

　　主持人：最高法的两大规定惹人关注，也出现了不少争议，您如何评价相关规定？

　　喻国明：在法制社会，有规定总比没有好。但是，它的争议之处在于有关“恶意报道”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谁来判别媒体的报道中哪些是恶意报道，这是一个问题。而涉及到判别的话，那么法院要不要回避？如果不回避，那这种自我裁量，不就容易成为随时可以打压媒体监督的东西了吗？规定中并没有说明谁是判别恶意报道的主体，言下之意就是自己裁量，这不符合法理。打个比方，一个人怎么能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呢？判别的事情也应该交给其他机构比如一些社会公益团体来做。我们当然不赞成媒体的恶意报道，但是什么是恶意，能不能先给个解释。媒体是应该承担起媒体本身被赋予的责任，但是如果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也是不合适的。

　　王锡锌：最高法出台的规定我注意到了，设禁止性规定，规定责任权限，这个恐怕还是存在争议的，它毕竟是司法机构，如果要禁止，那也需要经过立法机关讨论才行。

　　主持人：有人认为媒介的监督不能无所顾忌。

　　喻国明：媒介本身的监督权是不能无所顾忌，但现在媒体的监督权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对监督权滥用得太多，而是对媒体监督限制得太多。

　　主持人：现在一些部门似乎喜欢对媒体报道出台限制性规定。

　　喻国明：是的。有些部门热衷于出台限制性规定，与当下社会媒体加强监督报道的要求不太吻合。限制应当给予媒体监督权更大的保障，而不是出台限制性的规定。即使出台规定也应该在日后根据一些问题的出现出台规定，就事论事。

　　主持人：在法律上如何就事论事呢？

　　王锡锌：规定中提到媒体人员收受贿赂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刑法，可以适用于刑法的相关规定。如果规定的权限和立法机关的权限相冲突，恐怕是有问题的。为自己的事情出台规定，至少是不够中立。

　　主持人：这些部门如此防备媒体监督报道，难道媒体的监督报道真的那么不招人待见？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王传宝：现在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法院在司法审判的过程中，由于承担了不能承受的舆论压力之重，往往会影响公正审判，这其实是个伪命题。今年以来，媒体与网络延续着去年的对司法进行监督的猛烈势头，对“习水公职人员嫖幼案”、“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临时性强奸案”等一系列司法案件都提出了质疑。但我们应该看到，司法机关的初始态度和公众几乎压倒性的意见出现巨大的反差，难道真是公众的判断出问题了吗？恐怕未必尽然。

　　主持人：我们从一些新闻中法院的表态可以看出，作为法院，它们对司法独立的诉求较强烈。

　　王传宝：司法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司法独立，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司法公正，前提是司法机关公信力强。现在，由于司法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再加上司法独立性受到了来自于行政（权力）、金钱的诸多干扰，以至于司法不独立已经成为一个诟病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奢谈摒弃媒体的监督，保持司法独立，则无异于自说自话。媒体的监督，从实际效果来看，与其说是干预司法独立，还不如说是对一些不公审判的有力纠偏而已。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媒体的舆论压力，也没有办法影响司法审判，正因为独立不够，才会产生影响。现在，高法将解释权揽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恶意报道由司法部门说了算，那对媒体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顺我者昌，逆我者，那结果就可以想像了。

　　主持人：最高法不是也提出了要加强信息公开的要求吗？它对于法院系统的相关规定，也是一种自我约束啊？

　　喻国明：提出公开或加强透明度，这是中央领导反复强调的。法院这一块也是今年以来对公开或加强透明度作了一些要求，但是如何公开并没有操作性细则出来。法院方面应该以符合现今民主政治态势来要求自己，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对待媒体的监督报道，而不是采取保守的做法来限制。你能限制得住传统媒体，但你能限制得住网络媒体上的草根声音吗？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主持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注一下最高法出台相关争议规定的程序呢？还有，您觉得其出于什么动机？

　　王传宝：且不说，高法这样的一个保护自己免受“恶意报道”的规定，程序是否合乎规定，这一做法，也有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之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从规定中，我们看到，诸多限制媒体的条款，都是在欢迎媒体监督的前提下。但一方面欢迎监督，一方面，制造障碍，甚至威慑，来给媒体施压，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高法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主持人：如果媒体的监督权因为限制性规定而受损，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喻国明：因为规定了框框，媒体监督受到限制和压力，命悬一线的样子，好像头上一把刀随时会掉下来，这不是社会所乐见的。现在社会的情况比较复杂，社会矛盾比较焦灼，加强媒体的监督，可以起到安全的作用，如果在这个时候媒体监督因为种种因素缺位了，那一定是有害的。所以某种意义上，充分保障媒体监督权，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王锡锌：媒体报道权涉及到公众的知情权，媒体报道不一定准确，如果一定要求什么都要准确那就不敢报了，只要没有恶意误导，存在一点小的失误应得到谅解。

　　主持人：面对最高法的规定，媒体应该如何应对呢？

　　王传宝：我想，归结为一句话就是，秉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继续对包括法院在内的机构进行媒体监督，不能因为有如上的规定就畏手畏脚，也不能带着情绪去报道一些问题。

　　王锡锌：我25日晚将参加央视“新闻1+1”节目，就这一新闻事件阐述自己的观点，作为新华社媒体，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主持人 刘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