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最引人关注的新闻要算“王鸿举向重庆市人大作辞职报告”了。近日辞去重庆市长职务的王鸿举亲自到场向人大宣读辞职报告并接受审议，对此他解释说：在辞去人大任命的职务时，本人是不是一定要到场宣读辞职报告，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在我争取到了这个机会，主要因为市政府是市人代会选举产生的，作辞职报告是表示对人大的负责，还有感谢和尊重。

　　舆论顺着王鸿举的解释对他的“到场向人大宣读辞职报告”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赞扬他对权力来源的清醒和对人大的尊重，比如知名评论人曹景行评论这条新闻时就说：不少地方的官员调动频繁，在这个调动中往往把人大只是作为象征性的举手通过，而忘了它的权力来源就是人大，就是人大所代表的人民。许多评论都聚焦到王鸿举此举的象征意义上：象征着官员对人大的尊重，象征着人大至上的身份。

　　我也认同王鸿举此举在形式上的象征意义，但我认为，它不仅具有象征意义，其中更包含着许多大家非常关心的实质内容，让公众清楚了解到他辞职的具体原因和其他细节。王鸿举在辞职报告中谈到的是“因为年龄原因，决定辞去市长职务”，而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则在其后点评时披露了更详细的信息：按照规定，正部级干部任职年龄为65岁，王鸿举还有一年才到。但是，他多次向中央提出要提前退出领导岗位，并且推荐了接替的人选。

　　虽然也只是寥寥数语，但这样的辞职报告程序，将昔日公众眼中无比神秘的“辞职”祛魅了。辞职，在公众眼中不再只是无比枯燥的两个字，而有了详细和具体的信息。

　　在我们的政治语境中，官员人事调动和职务调整的通告大多非常简洁，干巴巴的公文模式，没有什么信息含量，一般都是：某个同志任某个职务，某个同志辞去某个职务，再有个标准的“个人简介”就完了，至多再加个“因年龄原因”、“另有任用”等等。从人事调动和任免通告中，公众既看不到任免的原因，也看不到任免的详情。如此简洁的任免通告，让干部人事变动在公众眼中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事，充满对内幕的想象。

　　政府在对干部任免时不说明原因和披露详情，人们就会自作聪明地去猜，就去听信那些捕风捉影的传言，这就造成了政治小道消息的泛滥和官场谣言的盛行——比如王鸿举此次的辞职就是如此，由于有重庆打黑的背景，加上王鸿举尚末到正部级干部退休的年龄，所以他的突然辞职引起坊间无数传言。而王鸿举向人大作的辞职报告，这个程序中披露了有关其辞职的较为详细的信息，则揭去了笼罩在其辞职之上神秘的面纱，让公众清楚地了解到他辞职的原因：因年龄原因而多次主动向中央提出退出领导岗位，并且还推荐了接替的人选。

　　无论是辞职，还是免职，还是其他形式的干部职位调整，人大选出的官员都应该有一个向人大述职并交出权力的程序，并通过这个程序让公众知晓其调动和任免的原因和其他相关信息。公开任免原因，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避免政治传言和小道消息，也可以借此激励官员，向官员传递政府用人的“偏好”。

　　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草案，一个引起舆论热议的亮点是，新议事规则规定：“对任命案，提请任命的机关应当介绍被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必要的时候，有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回答询问。”媒体对这一修改通俗的阐释是：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草案规定任免官员将说明理由。官员任职时，将要向人大说明理由。那么，官员辞职时，要不要向人大说明理由呢？王鸿举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此举的可行和必要。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