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这使得公众感受到权利赋予正在一点一滴地渗入现实，让国民待遇更加普惠公正。笔者甚至设想：“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眼看将成现实，那么打破户籍壁垒的春天还会远吗？

　　着力提高以往弱势人群的权利保障水平，是“同权”立法的主要目标，这除了法律明文规定之外，更需地方政府建立日常执法与社会反馈联动的灵活机制，需加大执法监督的覆盖面，建立媒体、民众及民间组织的异体监督管道，简化公众投诉及权利救济渠道，以帮助民众能获得“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稳定预期。

　　以“同工同酬”为例，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职工拥有强大的集体博弈渠道，是“同工同酬”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就需要政府帮助职工建立独立于资方的工会组织，甚至要加快推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事改革，逐步消除“编制”这一历史性产物。

　　再者，“同命同价”需要地方具备相应的经济承受力，一个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的交通事故受害者，是否能获得与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同类事故受害者的同等赔偿？会不会出现或肇事方或地方政府“赔不起”的消极后果？这些都是问题。

　　因此，政府还应建立明晰省、市、县按比例支出的交通事故公共保障基金，加大包括意外险在内的突发事故险种推广，对那些无力购买此类保险的低收入群体予以无偿提供。

　　“纸上权利”的积弊，是因为民众不具备对等谈判能力。“同权”旨在缩小权利差距，那么就要增强“不让权利受伤的权利”，包括来自广义层面的权力制约、公共监督，来自个体层面对各项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对执行不力乃至渎职职能机构的“一票否决权”，这些不仅关乎公众各项权利的落实，也是政府理所应当承担的义务。

　　“同权”法规在现实中能走多远，就取决于政府能够提供多高水准的公共服务能力。

　　（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