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去世了。

　　对于舒芜先生的评价向来困难。舒芜是很著名的知识分子，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学者和编辑家，1938年起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著有大量的诗词、散文、杂文和学术论著，并曾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重要的出版机构，在编辑出版方面很有成就。据报载，与舒芜先生过从甚密的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主编刘绪源先生认为，舒芜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解放后研究兴趣主要在古典文学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批古籍就是由舒芜参与整理出版的；其次，退休后更多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对五四、鲁迅以及周作人的研究；最后，作为一个书评家，舒芜先生把一些评论和理论艰涩的文章写得文笔优美，可以作为随笔和散文来读，他与老一辈学人季羡林、金克木等使得自五四以来开创的文体得到延续，形成了一种优美的文风，这在年轻一代中非常少见”。此外，舒芜先生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他对“国学热”及一些所谓“国学大师”的质疑，近几年来都很有影响，得到了人们的赞赏与好评。

　　但是在另一方面，舒芜先生的“著名”，除了因为他的上述成就外，更因为他在“胡风事件”中众所周知的“历史污点”，也是他一直饱受争议的主要原因。1945年1月，当时年仅23岁的舒芜在“七月派”的领袖人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3万字的理论长文《论主观》，以一种相当鲜明的理论姿态参与了当时的现实主义论争，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又在《希望》杂志陆续发表了《论中庸》《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和《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等多篇论文，迅速成长为一位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也因此成了“七月派”的重要成员。在舒芜的成长道路上，胡风对他的关键性的提携与帮助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正是这种提携与帮助，却反而变成了后来的“祸根”。

　　1949年以后，在胡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苦闷的时候，舒芜“恩将仇报”“反戈一击”，不仅从1952年起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等文章，点名批判胡风和同为“七月派”作家的朋友路翎和吕荧等人的名字，还向当时的文化界领导人交出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成了将以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与诗人们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有力证据，迅速地置胡风于死地，导致了“胡风集团案”这样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重大冤案，造成了千百人的家破人亡，舒芜也因此成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史上最为“著名”的“告密者”“犹大”。

　　舒芜问题在上两个方面的复杂性造成了对其评价的困难，这也必然会使其成为一位盖棺难定的人物。但我以为，有一点共识我们应该很容易确定，那就是我们在评价任何人物时都应该看其“人生大节”。在这个原则下，舒芜先生的“大节”显然经不起考量。一方面，舒芜先生的“失节”导致了大量的人间悲剧和历史冤狱，而非仅关涉一己之命运。与那些悲剧与冤狱相比，舒芜的学术成就再高与再大，都显得不值一提。另一方面，他的“失节”所意味着的“恩将仇报”“卖友求荣”和“落井下石”等侵犯的是最为基本的人间伦理，突破了每一个常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在形形色色的“常人伦理”、强调“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的“知识分子伦理”及“权力伦理”的复杂冲突中，知识分子如何保持基本的操守，即使在今天，实际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