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词像“城管”这样纠结，眼下，其似乎迎来了转机。

　　8月7日，《中国城市综合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就该课题大纲向公众征求意见。“成立一个由市长牵头的城市管理委员会（下称大城管）势在必行。”8月12日，征求意见稿负责人翟宝辉告诉记者。

　　（8月16日《成都商报》）

　　大城管的概念体系能解救城管于水火吗？这取决于其现实中的理性，笔者认为只有回归理性才能成就“大城管”之大。

　　城管的全称是城市综合管理执法，由于其自身的角色是代为行使执法权，属于权力的受委托者，其自身地位和角色在城市管理中就往往迷失在准则和规矩之中。在与城市被管理者特定时空的矛盾冲突下，其角色开始变得浮躁和尴尬起来，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城管只记住了简单粗暴的“管”，而忘记了对一座城市的“理”。管与被管对应，城管与小商贩不断上演着悲剧。理与疏导服务对应，却被城管在部门利益的驱动下抛在了脑后。可城管与商贩本来不应该站上有我没你的擂台。现在的城市管理，很多时候是双输——小商贩的生存权受到挑战、城管的公信力不断消耗。

　　一直以来，城管的归属非常混乱。有的挂靠在建设局，有的挂靠在规划局；也有的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局，各地情况十分复杂。这种乱象之下，足见城管出师之名是如何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规划一种“大城管”的格局，对于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的确大有裨益。可以克服城市管理上相关部门利益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从而使城管真正回归到理性，更多地将职能统一到服务上来，由“管性”居多回归到“理性”主导，由利益追逐转到服务上来。

　　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诸多事务，都因走得太远，而忘记了起点，也看不到归宿，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于是在追求一己私利的路上跌跌撞撞，左突右冲，很多地方的城管就是如此。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的征求意见稿指出，化解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矛盾的关键点，在于给予弱势群体尽可能多的实际可分享空间。如果大城管制的改革以此为宗旨和追求，我们认为城管终于找回了理性，而当城管找回理性，想必其终将会在城市管理中释放出善意，从而缓解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矛盾。只有回归理性，才能成就“大城管”之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城管”大的决不是权力，而是一种城市管理的大气度、大理性和大服务。（焦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