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7月30日报道，贵州纳雍县为解决拆迁问题，出了一纸文件：一般的干部、职工，由所在单位领导谈话劝说，不签协议将“双停”：停止工作、停发工资。职员直系亲属不签署协议的，也“双停”。

　　“纳雍拆迁”的“双停”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湖南嘉禾拆迁事件——嘉禾县100多名公职人员蒙受冤屈，其中10多人被降职或调到偏远地区，4对夫妻因为逃避株连而突然离婚，最终导致多名党政领导的乌纱帽被摘掉。但贵州纳雍似乎没把嘉禾教训当回事。

　　在政绩焦渴没有得到遏制的情况下，在政府定位依然含糊的现实中，在权力监督仍然乏力的状态下，嘉禾的教训就是别的地方不愿吸取、吸取不到的。尤其是，嘉禾教训并没有在最大限度上触及权力滥用的本质，没有由此形成一套对权力的有效规范。因此，嘉禾教训就成了某个地方某些官员倒霉的“偶然性教训”，而不会成为让所有地方都战战兢兢的“必然性教训”。

　　嘉禾教训没有足够的力量教会地方官员必须依法行政，更没有足够的力量形成一种公权力只能被用于维护人民利益的理念。以前的嘉禾事件也好，现在的纳雍事件也罢，它们都不应该成为死去的标本，而应该成为鲜活的触动——把事件的根源找出来、解决掉，而不是仅仅处理几个人，然后一切照旧。（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