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被纪检部门实施“双规”后，记者从可靠渠道获知，其资产肯定超过1亿元。与5辆价值百万元以上汽车一起被查扣的，还有穆新成曾经救助过的贫困者赠送的多面锦旗。这就是真实的穆新成——通过“江湖规则”，从政商两界获得巨额灰色收入；而后扶危济困，修庙种树，乐此不疲。（7月6日《中国青年报》）

　　穆新成只是一个县的副检察长，家产却过亿元，其腐败事实原本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穆新成又据说比较信佛，对穷困之人不乏乐善好施之举。受贿而后济困，劫富而后济贫，为此很多网友不但对其受贿之举表示出极大的宽容，甚至不惜奉上“好官”的花翎，确实值得深思。

　　其实早在四年前，这样的争论就已发生过。原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但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余斌最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当时就有很多论者为其鸣不平，并大力鼓吹“为民受贿”的奇怪逻辑。

　　余斌与穆新成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后者的腐败数额之甚不仅远超前者，其不怕露富的济困大方也同样财大气粗。可是，这个“受贿济困”的逻辑真说得通吗？首先，受贿与济困完全是两码事，济困的美德完全不必建立在受贿的肮脏之上，公众也不需要官员通过腐败受贿的方式来展现个人的私德。身为政府公职人员，与济困私德相比，履职公德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所谓“受贿济困”，究竟是为了民众利益在赴汤蹈火呢，还是备下了“后路”所以良心康安有恃无恐？

　　向穆新成行贿的“朋友”绝对不是慈善投资家，而必然要从穆新成那里获得利益。正是因为穆新成帮助他们摆平了很多摆不上桌面的肮脏事情，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向穆新成进贡。归根到底，穆新成的巨额家产不是来自所谓的“朋友”，而是来自对法律正义和公共利益的主动出卖。

　　之所以会有人称之为“劫富济贫的大侠”，并非说明穆新成是一个多好的官，而恰恰说明人们对一些官员道德的信任感已经跌落到怎样的程度：一方面，真正为民的好官比较少，以至于有违法瑕疵也不被反感；另一方面，公众对法律在惩治贪官上的能力和公正也很不信任，正如有网友说的，“在这个贪官屡见不鲜的时代，像穆新成这样起码还能做一点事的人，你得竖拇指，因为很多官员都还不如他！”

　　“一我不花公家的一分钱；二我不花案子上的一分钱，我的钱都是朋友给的。”这是穆新成的“原则”；而这样的“原则”再结合济贫助困的事例，在很多人看来，就堪称我们时代的“好官”标准。一个大贪官，只要他不直接贪纳税人的钱，只要他不欺负弱者反而同情扶助弱者，就是可以得到宽容的，甚至是可以得到称颂的——看看，“好官标准”怎么异化到了这样的地步！（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