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打算修改社会急救医疗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有一条提到：承担院前急救任务的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抢救和收治急、危、重伤病员，否则可最高罚款2万元。（6月23日《广州日报》）

　　医院见死不救要挨罚已经不新鲜，今年2月，南宁就曾出台规定：医院见死不救最高可罚款5万。在更高层面上，卫生部6月10日下发的《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中也已明确，对危重急诊患者，急诊科应“先救人，后收费”。

　　这些渐次出台的规定，令“医院不得见死不救”成了一个舆论热点。但在这个热点中却一直有个冰点——很多人担心，医院“见死必救”，那么多收不回来的医疗费找谁要去？医疗费的落点不明，会不会让医院“见死必救”执行不下去？此次广州拟规定“医院见死不救最高可罚两万”，就有一家医院的急救科主任表达了这样的担忧：院前急救政府投入相对较少，医院承担的压力较大，垫付的医药费大概只能拿回一半。

　　“政府要加大投入，要给所有无力偿付的病人埋单”，这几乎已经成了推行“医院见死必救”的必要条件，里面隐含的逻辑，无非是医院也要吃饭发工资，救人可以，但不能亏了自己。老实说，我一直觉得这样的逻辑太过生硬——这样的讨价还价，已经是一个生意人的口吻，没有了半点公立医院的味道。医疗投入不足，患者一直在承受高医疗费用，为什么政府投资的医院就不能作出点牺牲？

　　医疗服务在目前的中国，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商品，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带有公益色彩的公共服务。既然是公共服务，就不能动辄拿生意人的那套理论来往医疗服务上套。提供医疗服务优先于盈利，这应该是公立医院运行的天条。对于那些承担院前急救任务的公立医院来说，救人永远要摆在第一位，政府投入暂时不足和“可能亏钱”，绝不是见死不救的借口。

　　现在很多的垄断领域或公共服务，都喜欢拿“市场”来说事，一旦想多赚钱，它们就要按市场规则办事——涨价绝不后人，没好处的事情绝不干。但在政策红利面前呢，它们又都180度大转弯，成为需要保护的对象了。左右逢源，垄断与市场的好处都没落下。

　　公立医院是不是要“见死不救”，从来都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既然头上顶着个“公立”的帽子，当然就应该按“公益”的原则办事。如果要问我对“医院见死不救最高罚2万”的意见，我想说的是，光有经济处罚还不够，倘有公立医院见死不救，直接责任人和医院领导也该受到相应的处罚。

　　（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