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些衣食无忧的公务员和垄断行业人员能享有国家医疗补贴，生老病死都有国家负担，而一些弱势群体以及失业、无业人员，因没有单位或承担不了医保费用则被拒之门外；即便这几年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但由于患者的自付率太高，与公费医疗的不平等也难以弥合。因此，国人不断呼吁医改向公费医疗开刀，有人甚至断言，医改能否成功，根本在于是否公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公费医疗是一项制度性不公，取消它，必须从制度入手。这就决定了谁一旦成为这项改革的先锋，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示范效应。北京市平谷区取消公费医疗，虽然实际医疗补贴变动不大，但2万多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一下子和其他群体建立了一种“福利平等”，实在是让人激动。因为这预示着，体现底线公平的医疗利益调整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呈现出不公平性、敏感性和利益冲突的易发性等特征。若果在涉及制度性顽疾的社会不公面前畏首畏尾，抱残守缺，迟缓不定，拿不出实实在在的动作，势必让人民失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提出更公平地调整和分配各种社会利益，更妥善地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为各级政府的“平衡战略”选准了突破口。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敢不敢或者愿不愿在事关他们自身利益的堡垒下主动引爆炸药。

　　北京平谷区的“率先”，可能带有指令的色彩，这没有关系。但他的“唯一”，决不能成为一种制度性设计。这样的试点应该多点开花，而且很快实现全面对接。

　　（易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