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很快就要结束了，和往年一样，各地的“高考状元”还将引起公众关注。尽管多年前有关部门就建议不要炒作“高考状元”，可有着悠久科考历史的中国人，那种“状元崇拜”的集体情结，并不很容易去掉。

　　前阵子，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田文江撰写的《中国状元职场状况调查》表明，1977年到2006年的30年全国各省状元全军覆没，没有发现一个在从政、经商、做学问等方面的杰出人才。似乎是为这种“状元崇拜”泼了一盆冷水，有人也以这份调查为据，来论述中国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病。

　　我对高考制度和高等教育的批评也不少，也从来不认为“高考状元”有多么神奇之处，但对田先生这样的结论，窃以为失之简单——“杰出人才”的标准是什么？高考分数和成才之间究竟有没有内在因果关系？

　　关于“高考状元”的话题，让我想起我少年时目睹的一段“传奇”。我同村一位大我4岁的兄长，也是我同一所小学、初中的学长，他参加1984年高考时年仅16岁，考分为湖南全省理科第一名。山沟沟里出了个“状元”，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这位老兄一直成为我少年时的榜样，乡亲们也认为他是天上文曲星下凡，来日前程远大。后来，他从北大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而今和妻儿在大洋彼岸过着安静的生活，渐渐被乡亲淡忘。

　　必须承认，各地的“高考状元”或前几名，其思维能力、学习能力是超过多数同龄青少年的。但这种学习能力对他人生的影响，也许并不一定达到庸常的“成功”目标。诚如田先生所言，这类状元在“从政、经商、做学问”方面未必比其他人更成功。因为，高考的高分生和这三领域的成功并无必然联系。

　　高考只是大学入学考试，它完全不同于古代的科举制度，那么在“从政”方面怎么有优势呢？我们知道，古代科考完全是一种官员选拔考试，中举人，有资格当官；中进士，笃定是官员，且必定是七品县令以上。而大魁天下的状元，立马授从六品的翰林编修，比其他进士高一级。而现在的“高考状元”，唯一的优势是能进一所好大学，并不当然从政，即使毕业后从政也没有什么优势。拥有相同学位的人在官场的前景，其机会、能力固然重要，但不容忽视的还有家世、人脉关系。

　　经商的成就和高考成绩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早期那些民营企业家的成功，靠胆略靠机遇，后来一些企业家的发财，靠和权力的亲近关系，能拿到项目和土地。

　　至于“做学问”，这个和高考成绩看来关系更为亲近。可如上文所言，高考只是大学入学考试，在名校就读，对其进入学术生涯有相当的帮助，但非必然的帮助，因为“做学问”需要个人的志趣。近三十年来，中国教育和科研领域并没有一种留住第一流人才的机制，学术研究有泡沫化趋势。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优秀人才，如果人家就不愿意去“做学问”，那么“杰出”从何谈起？

　　“高考状元”们没有出现田先生所说的“杰出人才”，我以为板子不应该打在高考制度上，而是应该反思我们的人才培养导向，以及整个社会人才竞争的公平性等方面的问题。至于那些状元，也许不是田先生所言的“杰出人才”，但他们做一位收入稳定、生活有保障的白领，用知识改变了命运，难道不算成功的人生吗？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