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从5月1日起，杭州正式实行网络实名制，市民发帖、写博、网游须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实名制在杭州遭遇执行难，形同虚设。

　　（5月20日《京华时报》）

　　主张网络实名制的人拿到台面上的理由是，网络实名制有助于遏止网友发布披露他人隐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侮辱或诽谤他人的信息，“以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其实他们深知，网络实名制很大程度上只是用来“依法”限制公民的网络诉求渠道和监督空间，限制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此为十七大报告确认的公民“四权”）。

　　如果杭州的网络实名制顺利实施，则网络生态必将进一步萧条，公民“四权”必将进一步萎缩。

　　好在由于技术条件不充分、工作量太大等原因，杭州的大小网站既不可能全面核实网民的有效身份证明，也普遍缺乏核实网民有效身份证明的动力和积极性，从现在的情况看，网络实名制几乎是一个注定了无法执行的“馊主意”。

　　一个几乎注定了无法执行的“馊主意”，为何会经人大审议通过成为地方性法规呢？立法者难道就没有想到网络实名制会遭遇执行难吗？

　　笔者以为，立法者十有八九是早有预见的，只不过他们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立法而不是执法。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完成这个“立法任务”，至于执法者能否完成好“执法任务”，大约并不在立法者的考虑范围之内。

　　常见一些行政管理部门随意下发各种通知、禁令，如禁止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居住，禁止大排档晚上十二点以后继续营业，等等。有关部门其实比谁都清楚，这类禁令是注定了无法落实的，其下发之时就是其失效之日，但他们还是要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下发禁令，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他们在履行管理职能，证明他们没有失职渎职。

　　如果说这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那么，立法者明知网络实名制不利于活跃网络生态、保障公民“四权”，明知网络实名制无法真正执行到位，却仍然要郑重其事地将其制定为地方性法规，不妨称之为一种典型的“懒法思维”。

　　“懒政思维”损害了政府的权威性和政令的公信力，“懒法思维”则损害了立法机关的权威性和法律的公信力，其负面效应较前者犹有过之。当然，在现有的国情条件下，有时立法机关也自有苦衷，谁让他们不得不接受某些费力不讨好的“立法任务”呢？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文集《英俊的丑角》等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