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找到4月30日乘坐墨西哥航班回渝的一名乘客，重庆渝中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曾艺不慎感冒，以为是与该乘客接触被传染甲型流感，“五一”期间，她将自己“锁”在办公室进行了自我隔离。最后，经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她属普通感冒。（5月20日《重庆晚报》）

　　自我隔离是“甲流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公民意识升华的一个例证，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传统公民精神的延续。但自我隔离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与政府防范甲型流感的制度安排合拍。如果每一个甲型流感患者都自我隔离的话，政府相对完善的防控体系岂不荒废？

　　我的意思是，曾艺的自我隔离虽然体现了一种公民责任感，但这一做法却不值得提倡。一方面是自我隔离的人不一定都具备专业知识，而且也没有专业隔离设施，搞不好的话会传染给别人。曾艺是疾控中心专业人员，但并不是每一个自我隔离的人都具备曾艺这样的条件。另一方面，自我隔离也不便于政府对甲型流感整体把控。

　　流感疫情是对公民责任的考验，但每一个人在实践公民责任时，应该是有组织的，而不是散乱的。谁来担当这个组织工作呢？惟有政府最有组织力、凝聚力，也最有效率。公民责任平时需要政府来培养，特殊时期就需要政府组织和引导。换言之，应对甲型H1N1流感这样的疫情时，政府责任只有与公民责任拧成一股绳，才能够战胜疫情。（张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