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读到一篇评论之后才找到下面这则新闻的：据《东方早报》2月24日报道，杭州市交通局正在积极为“拼车”正名，并酝酿出台相应方案。这篇评论说：其他城市对“拼车”仍停留在“围追堵截”或“遮遮掩掩”的阶段，杭州之举虽是“一小步”，却有领天下之先的“大意义”。

　　如我们所知，拼车上班早已不是新鲜事。关于拼车的合法与否，三年前就已有过一场争论。当时催生“拼车”这一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高油价。而今“拼车”重入舆论视野，其背景则换成了“金融危机”。对于车主来说，拼车既无碍自己又可帮助他人。若搭乘者能分担一点油钱的话，还可以节省一些开支；对于搭乘者来说，选择拼车既比打的经济，又比坐公交方便，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它甚至还能促进公民合作，减轻交通压力，提高社会效率。拼车在许多发达国家同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已充分证实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这种民间自发的“双赢”互利行为，法律上找不到任何禁止性的规定。依“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法治原则，拼车乃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公民自发组织，自行拼车，于享有自由和行使权利上并无越界，公权力只需乐观其成就好，何来“放行”——难道没有公权力的放行，拼车就不可“行”，甚至不能“行”吗？

　　殊不知，权力为权利授权恰恰与我们今天所挂在嘴边的“法治”背道而驰。不是公民的任意一种权利和自由都需要公权力的赋予，而是无论何种公权力，都需要权利的授予。依“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法治逻辑，权力部门并无法律依据来对拼车行为肆意干涉，甚至端出“行政处罚”的大棒。据说两年前，在杭州开车的朱长军，只因收了搭车人6元“油钱”而被城管罚款两万元。我不知道此案的处罚依据是什么——假设朱长军不是在开“黑车”，而仅仅是我们所讨论的“拼车”的话，那么我要说，这样的处罚就是错案，就是公权力肆意扩张之后的违法滥罚。

　　不知道类似朱长军这样的个案还有多少。如果杭州所谓的“放行”拼车指的就是以后不再罚了，这实际上还是公权力固有的傲慢在顽强抵抗着“依法行政”的实现。“不再处罚”实则是对“依法行政”的回归，是一种行政纠错行为，而不是对本就合法的“拼车”的放行。公权力不好意思对公众说“以前是我错了”，而非要借“放行”这一恩赐式的表达，来接受民众的膜拜，实在荒唐。可笑的是，还有评论人从杭州这“放行拼车”的一小步里读出“大意义”！若真有此“大意义”，有一天权力部门会不会还要宣布“放行”公民结伴呼吸空气跟沐浴阳光。那样的“放行”，或许“意义”还会更大一些吧。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