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地宣传部组织网民调查团的初衷良好，但由网民参与调查毕竟于法无据。这一点，云南大学法学副教授王启梁说得很清楚——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样的调查不具有法律效力。总体来说，李荞明的死因，最终还是应由司法机关来得出。公众有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但法律没有规定，我们有权利去自己做一个调查。

　　其实，尽管网民参与调查师出无名，但只要激活现有的制度，网民照样可以满足知情权和监督权。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所称，可以启动人大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体系。若当地人大启动监督程序，邀请有关公民参与调查，公安机关就必须出具所有材料，网民也就不会有无力感和挫败感了。遗憾的是，“目前，这些制度长期处于失灵或低效的状态”（何兵语）。这话没错，你看，即便群情汹涌，质疑声四起，当地人大并未及时介入，更遑论邀请公民参与调查。在合法的制度框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迅速行动起来，使现有的制度形同虚无，才催生了网民调查团的尴尬面世。

　　一些公共事件中，明明该人大代表挺身而出监督权力寻求真相，但我们却罕见他们及时站出来，以至于坊间屡屡发出“人大代表在哪里？”的沉重吁告。这是让人不安且遗憾的。法律赋予了人大代表监督政府、介入公共事件的权力，所以，当地人大代表介入“躲猫猫”事件可以说是责无旁贷。迅速还原事件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真正让现有制度安排发挥效力，这是当地人大面临的严峻考题。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