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观点认为，现有的市管县就算有诸多不足，但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监督。

　　宿迁市委副秘书长申斯春认为，市级党委和政府在对县级的监督问题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个市委书记一年可能会到县里跑个十几趟，县长、县委书记就生活在市的眼皮底下，一举一动都被盯着。地级市对县级的巡视监督，可以遏制‘土皇帝’的产生。”而如果市级部门不再承担此项功能，那么省里能管得过来吗？

　　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徐元明认为，监督的方式有多种。除了行政上的监督，还有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而交通和通讯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省对县的监管的效率大大提高。

　　“必须要看到省管县的积极面，省管县改革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打破现有的行政层级，充分激发县的积极性和潜能，”徐元明说，监督体系的完善需要时间和相关的配套，但这绝不是主要问题。

　　市中级法院还要不要？

　　采访中，申斯春提出了一个省管县讨论中鲜有人谈及的问题——市级司法机关怎么办？

　　“中级人民法院和市级检察院怎么办？”申斯春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可能会带来一个尴尬的现象：市级在行政上管不了县，却能在司法方面管得了县，“领导不了你，但能抓你。”

　　法院和检察院在此问题上面对的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在我国，中级法院对基层法院并没有管理的权力，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而市级检察机关则对基层检察机关有管理的职能。

　　而中院则是受理二审的法院，更在某些案件上有一审权，如在很多地方，知识产权类案件只在中院受理，而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可能被判死刑，则必须要在中院一审。

　　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行政上没有管辖权，却在司法上有管辖权。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的耿延律师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也觉得头绪繁多，“这将完全打破现在的体系，那真是乱了套了。”他分析说，如果中级法院不存在了，岂不是所有的二审案件都汇聚到省高院？如果中级法院仍保留，那经由市级人大任命法官的合理性又如何保障？同样的问题也将出现在检察院系统内。

　　“比如说，泰州和靖江对省里而言都是站成了一个横队，不似之前的一列纵队，都是扁平的，那么泰州市的人大怎么能任命一个可以管理隔壁的靖江的检察官？——要知道，泰州市在省管县模式下只能管泰州市区而已。”徐元明说，前不久有关方面研讨省管县时，也曾提出这个问题。但似乎会上各方也没有达成共识。

　　多出来的市级官员干吗去？

　　申斯春有一篇博客《省管县，宿迁你准备好了吗？》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其中提出，省管县后干部队伍可以充实到基层去。

　　“把市级机关干部推向经济发展的一线，市级机关副处级干部没有乡镇经验的，全部充实到乡镇……我们的干部要能上能下，市级机关有400个处级干部，高素质人才全部集中在机关里，要发动他们到基层去。”

　　申副秘书长讲出了这个在干部中很敏感的话题，这也被外界认为是省管县的阻力所在——市级干部们反对、或称抵制省管县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饭碗要被动了。

　　在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并不避讳这个话题：“省管县无疑是削弱了市级机关干部的权力，他们从管几个县，到只能管主城区，心理落差是相当大的。”

　　徐元明的看法是，在省管县模式下，官员的减员分流不可避免。“可能像现在的公务员招考、扩编就会放缓，同时中心城市（即现在的地级市）的机构也必然要精减，人员必然要向基层流动。”他说，有些市级机构和部门的精减早就应该施行：“他们对县一级的工作不是指导，实际上就是‘干扰’。”

　　徐元明提供了一个思路：提高中心城市即地级市的行政级别，以区别于省直管下与县的关系，并以此带动中心城市

　　官员的积极性。

　　一个县多大合适？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申斯春认为，江苏的县之间的差别太大。希望能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完成县之间的合并和拆分，以达到最佳的体量，便于管理和政策的落实。

　　他以宿迁下属的沭阳县为例，该县人口高达178万人，而淮安的金湖县人口不过30多万人。再如，沭阳县域面积达到了近2300平方公里，而镇江的扬中市面积只有330平方公里，差异以倍计。

　　“扬中在沭阳只不过几个乡镇的大小，但也有四套班子，”申斯春认为，省管县的实施目的就是为了效率的提高，“就像各地都在进行的村和乡镇合并工作，为什么能合并？因为通讯和交通便利了，效率在提高，同样的四套班子可以管理更大的摊子，同样的道理，县际之间的合并也很有必要。”

　　他认为，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我个人的观点是一个县以100万人口为标准设置。”他的理由是，一个有100万人口的县可以为下一步的城市化做准备，可以有效地聚揽人才。“有100万的人口为基础，以后这个县的县城才更像个城市。”

　　但在徐元明眼里，多大的县可以成为一个县，并没有办法去定量。“比如按100万人口为标准拆分沭阳，分出来的还是两个各有1000平方公里的县，面积还是远远大于人口密集的小县，这又怎么说？”

　　他认为，这不是以具体量化设定标准的行政划分的问题，“还涉及到管理水平、经济结构和地理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但小的调整在省管县的推进中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