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北京市政协会议上，一位委员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用爱心和民族精神鼓励进行消费。“具体做法是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如果政府允许这么做的话，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我的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

　　政协委员在年度政协会议上的发言，照例都可以视为提案，是希望或建议政府如此去做。如果政府采纳了这条建议，那就很可怕了。消费是最典型、最普遍的日常生活，它时时处处发生。中国有一句老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是消费。因此，当消费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时候，这是正常状况。让我感到不正常的是，从“买房就是爱国”开始，到这里的“爱国消费”，消费居然和爱国挂上了钩，还要以“运动”的方式进行，这显然背离了消费的本意（消费只能是为消费而消费，不必为任何其他）。但现在，按照这位委员的提议，原本正常的消费势必将被政治化和权力化。

　　以爱国为名头，以运动为方式，这样的运作大家都不陌生。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在权力的计划中（其实是掌控）。以号召为先导，以运动为推动，当在计划体制的逻辑中。但今天，市场的艰难形成，正是要转换以往那个时代的“权力计划一切”。如果计划的主体是权力也只能是权力（权利只是被计划）,那么，市场的逻辑则是把权利还原给无数的普通人，使他们成为市场的主体。市场的生性是自由，它没有运动之说，也不需要运动。因为运动具有裹挟性和胁迫性，它是和个人自由对立的。

　　这位委员试图以运动促消费，正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伸，它把以前对于生产的计划延伸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消费。如果让它来计划消费并能形成运动，其结果必然是严重侵害每个人的消费自由。

　　让人不解的是，这位委员不但把消费诉诸运动，更把它诉诸政府和权力。试问，消费和权力何干。政府的运作是公共领域，消费则属于私人领域。公私两界，权力的手再长，也不能伸入个人私域。所谓风能进雨能进，权力不能进，否则，这个社会势必导向权力的全能主义，这并非危言耸听。当该委员主张“让”每个人拿出一年的收入消费时，而且建议政府“允许”这么做，这简直是在呼吁政府就这么做。想一想吧，以政府的名义发起一场消费运动，并且让每个人都拿出一年的收入。虽谓之为“让”，但和强制还有什么区别。但我相信，政府理性上不会施行这样的运动,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让”人们一定要消费的权力。在我看来，“发起消费运动”委实是一个品质不良的建议，既损民间，亦陷政府，是为两伤。

　　消费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它只服从消费者自己的意志，而不必也不能服从权力的意志。该委员的建议乃是把消费意志变成权力意志，让权力来控制我们的钱包。问题是，一个人的钱包被控制了，他的一切也随之被控制。这是一张多米诺骨牌，不得不多加小心。

　　从这位委员的提议，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在现有体制下，政协委员提案的出发点应该在哪里。我以为，任何一个提案，都应该从权利出发，让权力为权利做些什么；而不是从权力出发，建议权力让权利去做什么。这如果能成为一个基本立场，那么，可以看到，该委员的提案，不是为权利建言，而是在为权力谋划。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