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听取市人大代表们的意见时，面对来自汉阳代表团的代表胡明荣的质问，做了三次检讨。这引起了报道此事的记者的感慨，特意写了一篇题为“代表的腰杆与市长的胸怀”的“手记”，赞道：“一个市长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

　　（1月8日《楚天都市报》）

　　这位记者的“感慨”也让我十分感慨，最让我“感慨”的，就是记者在“手记”此事时用了“胸怀”一词。给人的感觉是，市长面对代表的质问，没有勃然大怒或拂袖而去，是一种了不起的罕见的优秀品格，需要我们称赞不已。真是这样的吗？

　　法律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各地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各级行政机关、检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即“一府两院”的组成人员，都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其负责、报告工作。这样的制度设计，意味着市长作为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接受人大代表的质问或质询，是一项最起码的义务，如果做得不好，则理所应当地要对人大代表做出检讨或致歉，并且还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弥补——这既然是他的法律义务，也就无所谓“胸怀”不“胸怀”的了。一用“胸怀”这个词，事情反而暧昧起来了，似乎市长向人大代表检讨、致歉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而不再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了。

　　舆论中倡导的价值，必须和基本制度中体现的价值相一致。如果制度中的“义务”，在舆论中长期被作为“美德”来宣扬，那么久而久之，某些官员也会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当做某种可有可无的“美德”，这样一来，就麻烦了。（邬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