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看过一部名叫《生死抉择》的电影，影院里好几次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随后一段日子里，掌声依旧回响在心灵，我翻开了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的张平的原著。该书荣获茅盾文学奖等多项殊荣则是后话——当时的我纯粹以一份感动流连在《抉择》的世界。

　　文学之发展亦如人到中年，少了些排山倒海的意气，多了点体大精深的哲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唇枪舌剑早已淡褪，解构、后现代，从“语言的牢笼”里飘然而去，在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也有凭虚御空的焦灼感。重新翻开《抉择》，寻求那份久违的感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张平说，他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抉择》一开场就营造出群情激愤的氛围：工厂领导腐败，拖欠工人工资，工人下岗失业……在社会转型、国企改制阶段，这些问题真实而又严肃地摆到了读者面前。随着市长李高成调查的深入，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众生态一一浮现，甘于奉献、默默无闻的夏玉莲，失去信仰、随波逐流的马六六成为两类群众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基层调查，还是高层较量，着眼点都不在个人恩怨，而在于人民利益。一幕幕贴近民众生活的场景引发起巨大的共鸣，正如孙武臣在序言中所评论的“振聋发聩”。与此同时，《抉择》也不同于时下颇为流行的“底层写作”，它的叙事由纺织公司单线上升到政府高层，再散射分布到社会多方领域，结构宏大，收放自如，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真实的多维观照和艺术真实的良好把握。

　　《抉择》是悲剧、喜剧抑或正剧？或许很难与西方概念直接等同。当清正廉洁的市长下决心把纺织公司的问题调查清楚后，困惑反而一步步向他逼来，最后发现他所信任的领导、下属甚至妻子都是腐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他本人竟是所谓的保护伞、大后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俄狄浦斯，可以说，李高成与俄狄浦斯在哲学意义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一心驱除腐败的“瘟疫”，却发现自己负有重大责任。但和俄狄浦斯选择逃避所不同的是，李高成选择了人民，他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悲剧”。

　　许志英、丁帆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中指出，“在1996、1997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几乎成了当时文坛的最有理论性的热点”。而张德祥在《揭示社会关系的深层存在》一文里，两次强调《抉择》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的确，《抉择》与同时期亦较为流行的“身体写作”不同，它是对改革文学（如《乔厂长上任记》）的继承与发展，展现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现代化的风雨历程，具有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抉择》提出的国企改制期间资产流失的问题颇具代表性，而纺织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不景气亦为普遍现象，在改革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春风化雨之后，再度回首那段历史，便对千千万万的李高成、杨诚和夏玉莲等人肃然起敬。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当这两个时代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有机融合，那一段段并非意识流而近乎灵魂考问的独白，就会生发出思绪万端的感动。这份感动，既因为曾经曲折的道路，也由于未来光明的前途。 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