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案，真正耐人寻思的是郴州市委书记的批示，他的批示暴露了权力对法律的随意干涉这一事实，也揭露了此案的本质。

　　尽管市委书记在批示中表示要“请上级法院复审”，体现了对司法制度的尊重，但他的批示本身是不妥当的。因为，在批示中，他已经表示“可以肯定彭北京有冤屈”，倾向性十分鲜明。

　　在特殊的官场话语体系下，这一批语势必会对当事法官乃至整个法院系统产生影响。可以说，市委书记的批语出来后，当地法院已经无法客观独立地对待此案。事实上，当事法官、郴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晓龙表示：“法院已经向郴州市委书记和湖南省相关部门做出汇报。”法官依法执法，为什么要向市委书记和有关部门“汇报”？这岂非正表明，权力对法院司法的介入太过容易？

　　彭北京和相关法院之间究竟谁是谁非，不能单纯看谁更煽情，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实际上，此事之所以会闹成现在这种局面，归根到底，正是因为权力随意干涉法律所导致的。因为，当初彭北京之所以遭到他所说的“不公正对待”，就是因为时任郴州市委纪委书记的曾锦春以权压法，郴州中院在曾的干预下枉法裁判。

　　自然，现在郴州市委书记对此案的相关批示，与当年曾锦春利用职权对此案的干涉，在立场上并不相同，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暴露了权力对法律的强大左右力量，法律不得不向权力“汇报”。这，才是导致此案成为“葫芦案”、决斗书出现于法治社会的根源。

　　（邓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