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以暴制暴

　　■公民发言

　　徐美玲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一名机关行政人员，在警方一次集中打击赌博行动中，她因打麻将被罚了500元。但令她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她的姓名、住址及案件名称等全都上了报纸。当地警方在媒体上曝光违法人员（单位），此举引发了不少争议。

　　（9月17日《新华网》）

　　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则不可为。无论是《行政处罚法》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没有规定执法者可以采取登报曝光的方式惩治违法者。当地警方此举，本身已经违法，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当地警方说：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至今无一人投诉，说明我们做对了。这样的逻辑着实可怕，照此推理，只要是老百姓没有投诉的，执法机关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没有了基本法治底线，这样的执法行为又如何能“追求一种法律的公平、正义”？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以暴制暴”的执法思维大有市场。在一些执法者的潜意识里，违法者就是“刁民”，不严惩不足以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至于违法者的权利，似乎变得不重要了，甚至认为违法者哪有什么权利可言。正是在这种潜意识的激发下，一些执法机关才迷恋上“公捕大会”、“公开曝光”这样的“羞辱性”执法。再往深里说，刑事执法中的刑讯逼供等现象，根源上也都与这种“以暴制暴”的执法思维存在关联。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为法治而奔走呼告。然而，再完美的立法、再公正的司法，都无法承载起优良的行政执法对于法治的价值。而衡量行政执法的优良标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善”字。如果不能以公民的视角去对待违法者，如果仍然迷恋“以暴制暴”的瞬间快感，那么我们就始终难以抵达法治的彼岸。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