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情节和行为都相同，有人被罚1000元，有人却被罚2万元，这显然不公平。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成都市出台20多项实施细则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保障依法行政。

　　（《成都商报》9月10日）

　　近年来，规范“自由裁量权”的民间呼声渐高，很多地方就此出台了规定，但效果却不太理想。和成都的做法类似，很多地方规范“自由裁量权”的途径，都是把违法情节细分几个等级，再把处罚程度与其一一对应。这种规范方式虽有一定作用，但弊端是，对于违法情节轻重的认定，仍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实际上，“自由裁量权”不规范，甚至被滥用，其根源在于“自由裁量权”本身，即在当初立法时，赋予了执法者过大的空间。比如说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给了交警执法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酒后开车的，可以暂扣1个月驾驶证，也可暂扣3个月；醉酒后开车的，可以罚500元，也可以罚2000元；客车超载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违法停车的，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并可将该车拖走……这样的规定在交法中比比皆是，如此“自由裁量权”是否过大？

　　从理论上讲，把车停在工厂门口与停在消防队门口，违法的严重程度确实不一样，处罚也应当不一样。可在复杂的执法实践中，其实很难甄别哪种违法停车的性质更严重。于是在很多时候，罚款多少要看交警的心情，要看违法者的态度，要看是哪个单位的车、什么人违法。

　　很显然，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交法赋予交警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样一种违法，罚金动辄相差10倍，这么大的自主权，交警想不滥用都难，即使本意上是秉公执法，也不一定都能用得恰当。所以，规范“自由裁量权”的关键，不在于给了很大权力再去约束，而在于从立法源头削减“自由裁量权”，压缩执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间。比如对于违章停车的处罚，20元至50元行不行？或者50元至100元行不行？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整个社会的法治环境不尽如人意，权力、关系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执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赋予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能小则小、能少则少。

　　较小（少）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执法的灵活性、合理性，但能在更大程度上保证执法的公平性——不公平便难言合理，在包括规范行政处罚在内的法治建设中，我们首先要追求的是公平，然后才是合理。

　　（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