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办公期间用电脑玩扑克牌游戏，结果，主管所长被要求作书面检查并扣发当月奖金；窗口工作人员与同事吹牛耽误了3分钟，结果，主管局长被罚款500元，并被考核扣分，今年评优无望……云南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先后问责542名各级领导干部。同时推出的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形成了下级犯错上级“连坐”式的问责体系。（9月2日《东方早报》）

　　国人呼唤了多年的“行政问责”竟不期然地在云南蔚然成风，并逐渐成为一种长效机制，这实在是个惊喜。

　　为什么过去的“行政问责”都会虎头蛇尾呢？概而言之，是因为当时所提的行政问责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既缺乏翔实的细节支持，又缺乏与之配套的制度设计。因而只能于民意汹汹之际来一个“火线问责”或“风暴式问责”，随后，便一切烟消云散。而云南此次的行政问责，直接将目标定位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并将它落实到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的制度上，因此才不至于沦为空谈。

　　云南这种相互联系的问责结构，是科学合理的。依据权责对等原则，一把手权力大，就应负相应责任。现实中，责、权、利的关系常常被扭曲，权力最大的领导有着最大的利益，却往往不承担任何责任，普通职员相对来说利益最小，却有着最大的责任承担。

　　如今，云南省首次将“皇帝的新衣”明示出来，并着手从制度上加以改变，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海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