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枪弹到注射——身体主权的回归 潇湘晨报 4月10日 作者：张若渔

　　作为首座试点城市，１９９６年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死刑。目前，云南、成都、太原全面废止了枪决，另有多个城市计划今年内全面推行。从枪弹到针头，中国刑罚的人道进步在悄然加速。（４月１０日《南方周末》）

　　[潇湘一评]

　　枪决绝不只是一种技术行为，它隐含了太多的道德因素。我们的司法机关从不掩饰附加在枪决上的“震慑犯罪”的功能，也就是说，枪决其实和断头台一样构成了一种司法仪式，一种威权的象征；而死刑犯的肉体也被赋予了道德意味，成为憎恨、辱骂、唾弃和引以为戒的对象。当今，似乎没有什么刑罚能比枪决更能直观地宣示国家力量的存在、犯罪后果的严厉性和残酷性。

　　相比枪决的道义控诉意味，注射死刑显然是中性的。它的优越性在于，它尽其可能地祛除了刑罚的道德色彩，这样一个过程，只是犯人对其罪过负责和赎罪的过程，没有威权魅影的迷离，也没有煽动情仇的躁动，在人格、尊严和权利得到妥善保护的情况下，死刑犯“走得很诗意”。千古艰难唯一死，当此之时，包括死刑犯在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利安安静静地上路。否则，既是对死者的不敬，更是对生者的残忍。

　　正如福柯所说，即使是再罪恶滔天的犯人的肉体也属于他自己的主权，不是“国王的财产”。但凡公义的司法，都不能公祭罪犯的肉体，使其成为大众消费的丑角对象。司法正义的其中之一，正在于放弃对惩戒的迷恋，停止对罪犯肉体意义的紧追不舍。我们目前还不能废黜死刑，但至少我们可以在死刑处决方式上有所进步。从疾厉的枪火到温和的注射，不仅是一种技术上的革新，更是司法制度体谅人性，从司法主权回归身体主权的迟来的正义。

　　[快报再评]

　　死刑不用枪打，改行注射，是个进步，但称之为“从司法主权回归到身体主权的迟来的正义”，则是过度解读。

　　死刑注射，体现的是死刑执行的人道主义，何谈身体主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它的存在就是司法主权的无上宣示，大辟斩首还是枪决注射，都无改于司法主权的凌厉性质，不同的只是行刑是否合乎人情，是否制造不必要的痛苦。

　　说注射死刑使死刑去掉了道德色彩，“只是犯人对其罪过负责和赎罪的过程，没有威权魅影的迷离”，有何依据？剥夺生命就是威权，与犯人是否愿意以生命对罪行负责和赎罪无关，有几个死刑犯愿意通过被判死刑来表示自己的赎罪和责任态度呢？

　　我无意提起死刑存废的争论，也乐于承认注射死刑的进步，但歌声乱响，诗性乱发，把从枪决改注射说成“从司法主权回归到身体主义”，未免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