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方的不干涉并不是天价薪酬合理的证据，银行高管们没必要为此窃喜。高管们看到的高薪国际惯例，显然不包括纽约证交所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拉索因享受高薪而惨淡下台，并被判决退赔已经占有的不合理薪酬。当然也不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高管高薪的质问，“为什么那些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的人还能大笔装钱呢？”

　　一切权力都有扩张和自肥的倾向，国家管理者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如此，公司管理者所行使的管理权力亦如此。天价年薪的实质，不过是管理权绑架所有权之后对公司财产的侵占。在公司治理普遍不到位的情况下，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构却沦落到形式化的地位，董事会与管理者异位而同体，监事会之监督亦形同虚设，这必然导致管理权一权独大。所有者权益虚化，管理者自然可以在权力自肥的歧途上为所欲为。

　　解决天价薪酬问题只能靠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权利不独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也包括经济层面的所有权、决定权等等。股份公司的所有权属于拥有股票的公众，即便其中有国家股、集体股，最终的权利也还是要落脚到公民个人。

　　公众在拥有股票的同时，也拥有决定高管薪酬的权利，当然包括对过高薪酬的否决权。按照公司法的立法精神，股东发现高管的自肥行为可以要求监事会或董事会向法院起诉，在遭遇不作为的情形下股东有权自行起诉。既然监管者不肯干预，公众依法行使所有者权益无疑是解决天价年薪问题，最后也是最佳的通道。（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