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其中就有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的何涛、颍上县人民法院院长李松涛等人。

　　（3月31日《中国青年报》）

　　这些行贿者有多嚣张、有多心安理得？向刘家义、张自民行贿15次的何涛说得明明白白：“要是中央有人，我现在都到省里去了”、“因为犯错误就把一个人彻底否定掉了，那中国社会就不进步了”。

　　当地的权力生态已经扭曲到什么程度？几个细节也交代得很清楚：在对阜阳中院原院长刘家义的《刑事判决书》上，何涛行贿的事实赫然在目。但在此案判决内容公开报道的半个月后，在界首市换届选举中，何涛却得以连任界首市法院院长。此外，何涛的行贿事实已被编入安徽省政法委编撰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中，该书在安徽内部发行，阜阳各级干部均认真学习了这本书。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何涛的行贿事实在阜阳官员中已广为人知，但恰恰是这么一个屡次行贿的人，却能在监督部门的监督下、人大代表的投票选举中，轻松连任界首市法院院长。正常的权力生态，此时已经荡然无存。

　　行贿罪该处以怎样的刑罚，刑法中规定得清清楚楚。可以预想，在被媒体集中曝光之后，何涛等人买来的官帽再也没法戴下去了。我的疑问是，在媒体曝光之前，何涛等人为什么能够安戴买来的官帽？你可以说是因为当地人大和监督部门的严重渎职。这当然没错，问题是，当地人大和监督部门何以能够轻松卸下权力盔甲，帮助何涛等人将买来的官帽紧紧地套在头上？惊天丑闻的根源，在于信息的极度封闭。

　　如果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那么，信息封闭就是权力交易最好的暗箱。虽然何涛的行贿事实早就写入了对阜阳中院原院长刘家义的《刑事判决书》，但我在百度上几经搜索，却始终无法找到判决书的原文。能够看到的，只是3月31日《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和网上若干的爆料，在此前的新闻报道中，也只是提到刘家义等人受贿多少，至于谁向他们行贿？行贿多少？则一概没有报道。此外，虽然何涛的行贿事实被编入了《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但此书的发行和教育对象仅仅是安徽的各级官员。从判决书的讳莫如深到反腐教材的定向发行，何涛等人的行贿犯罪事实，就被严格限定在了当地各级官员的层面，普通百姓则不得与闻。信息的极度封闭，让当地人大和监督部门帮何涛等人护住买来的官帽成为了可能。试想，如果阜阳中院腐败窝案的详细判决书能公布在网上，如果平民百姓都能看到收录了何涛等人行贿事实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一书，当地人大和监督部门又哪来的滥权空间？

　　一切权力都是可疑的，你不能指望它能自我约束，惟有在透明的状态下，权力才能谨慎谦卑地在既定轨道上运行。阜阳中院腐败窝案中众多行贿者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官帽，分明是在告诉我们，提升官员乃至权力的能见度，依然有着漫长的路要走。而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对彻底公开详细判决书作出硬性规定，打破职务罪案判决书不公布的惯例，不妨就作为我们踏出的第一步。（宁远）

　　■相关评论

　　拒绝纵容行贿的“稳定”

　　确实，腐败窝案发生后，阜阳市政府需要面对一个惩治难题：全部处理吧，牵扯面太广，伤筋动骨；不处理，民怨很大。最终，在派人考察慕马案的处理情况之后，阜阳市政府违背法治擅自作出了“免予追究”的决定，理由是：如果大换血，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要正确把握度，毕竟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要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

　　法不责众的腐败护身符背后，潜藏着一种畸形的“官场稳定观”。这种“官场稳定观”认为，官员乌纱帽的稳定重于一切，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法律是不足遵行的，民意是不足畏惧的，人民利益是不足顾虑的。

　　稳定自然很重要，但人民需要的绝不是那种超越法律之外的乌纱帽的超级稳定，人民需要的是“公众最大利益”的稳定。

　　乌纱帽的绝对稳定只会导致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腐败。只要我们始终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腐败就不会成“众”之势，相反，只要有一次“法不责众”，腐败之风就必然成“众”。这才是法律和权力对于职务犯罪应该保有的态度。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