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湖北仙桃，这里离天门只有一河之隔，都在江汉平原。河，就是襄河，也就是汉江。同在江汉平原，同风同俗，同样的方音，同样的花鼓戏。当我看到天门城管打死人，如同得知家里出了大土匪，很难相信。但毕竟，这是事实，它确实已经发生。

　　我的江汉平原，鱼米之乡，一个陌生人说话会互称“您家”的地方，一个方音乡情糯软得要将人化掉的社会，竟然发生了光天化日之下执法人员将人活活打死的暴行。我的江汉平原，鱼米之乡，这是怎么了？

　　曾经，一位朋友有感于乡村的凋敝，写过“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现在，我会说家乡不只是凋敝了，而且生长着野蛮。我的江汉平原，过去并不富饶，虽然一旦收获，“狗子不吃糯米粥”，但十年九水多洪涝，时常让人颗粒无收。就是这样，两千多年间只出了一个败于朱元璋的陈友谅，再没有农民起义，即使活不下去，人们也不过敲着三棒鼓流浪天涯，天门就是湖北的侨乡。

　　这里的土壤不出产革命，这里产生的文人学者也很少，但这里也几乎没有出产巨奸大恶。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却在史籍上没有留下多少记载。这里的人们就是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绝不与好武斗狠沾边。这里的人们做事从来以“不过分”为准则。这里不是世外桃源，但这里也绝对没有穷凶极恶。

　　然而，现在这里的城管却在众目睽睽下将人打死，那个被打死的人，是那些凶手的乡亲。报道说，事件发生以后，上万人出来为受害者鸣不平。一个人被打死，免不了造成震荡，但上万人鸣不平，这样的场面何曾在这里出现过呢？上万人鸣不平，那里面郁积着多么深重的情绪？

　　我要说，那些凶手原本也是我江汉平原上的兄弟。他们犯罪，应当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打死了我平原上的另一个兄弟。是什么使得我的兄弟被杀死，是什么使得我的兄弟们如此残暴？

　　这些年来，我已经听到了不少城管执法中的暴虐行为，十几年前我曾在武汉旁听过一名城管队长因打死锁匠而被判死刑的庭审，现在我又听到了天门城管打死人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也读过很多野蛮执法的报道，与之相应的便是“暴力抗法”事件在不断发生，但总体而言，野蛮执法导致各种恶性事件还是占据多数。我想，相比于被执法者而言，城管也好，别的什么执法机构也好，总是处在主动状态，执法者的暴虐偶尔引发暴力抗法，这不过表明执法机器的暴力示范了民众的暴力，而更多的时候，人们被关押、被殴打只能默默承受。

　　那“打死一个奖一万”的令人恐怖的叫喊，已经表明暴力何其有力地嵌进了执法者的大脑。我想知道，这种暴力因子是怎样被固化进执法思维里面去的。执法行为应该是执政行为的典型体现吧，暴力已成习惯的执法行为，标示着一些权力部门怎样的执法水平？如果我们的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已经相当高级，又为何会如此多发性地产生野蛮的执法行为？

　　现代的文明政治，讲求阳光、风度、温和以及人性，它连刺杀行为都已经不再认可，更何谈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残暴行为？不幸地，野蛮却浸入了社会管理的骨髓，残暴时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它加临到我父老乡亲的头上，以至于使素来拒绝啸聚奔突，只是“各人顾各人”的我的兄弟们也“上万人鸣不平”。我的父老乡亲应该享受文明的政治，所有人的家乡都不该沦陷在野蛮之中。倘非如此，所有人的兄弟都会因为成为社会的管理者而被毒化，所有人的父老乡亲都会在苦难中挣扎。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