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丈夫拒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曹林先生在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指出，虽然“无签字就不能手术”导致了孕妇的死亡，但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错。

　　曹林先生说，不能丢掉制度理性，不分青红皂白把医院和制度推出来群殴。他认为，特例就是特例，偏执就是偏执，失常就是失常，你无法用一种普遍标准去度量和对号入座地分析。

　　将悲剧原因悉数推给那个被曹先生称为“偏执狂”的肖志军，同时，必须承认“制度本善”，哪怕这种制度包含着“点点弊端”，也要一并承受。以曹林先生看来，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大概就不会犯“过度阐释”的毛病了，也就归于理性了。换言之，李丽云“一尸两命”，正是这样一种理性的结果。

　　这个意思，大体上也符合11月28日北京市卫生局在媒体通报会上的口吻。其新闻发言人发示，李丽云死亡不可避免，但剖宫产手术可能挽救胎儿生命；此外，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并无过失。

　　北京市卫生局固然没有“过度阐释”，但这种表态却未必不是“一面之辞”。据11月29日《新京报》报道，卫生部在首次回应“拒签”事件时，就医院是否做到依法执业的问题，卫生部表示，该问题最后要由法律给予裁决。原来，对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定，那么为什么就有人笃定地认为这个责任必在“偏执狂”肖志军这一边呢？

　　曹林先生对“不签字不手术”的做法予以理解。但具体到这起“拒签致死”，真的是对制度的忠实践行吗？难道是制度鼓励医生“见死不救”的？一个病人的生命权就这样交到一个“偏执狂”手中，这是制度所要追求的吗？言及于此，我们至少应当敢于承认，相关制度并非完美到了不需要任何改变的地步。病人命悬一线，然而是否救人这样的问题，却需要“不在场”的行政主管部门批示，这种“官本位”而非“病人本位”的现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然而曹文却以“这是对制度的无知”而回避了。“拒签致死”事件的确是一个特例，但这并不是拒绝舆论解读或评析的理由。“特例”也总有映照进现实之处，它的出现也都会有着现实的原因。

　　一对打工夫妇的生存，医患关系的隔膜，医疗制度的弊病，都是这个“特例”产生的土壤。面对这么一个“特例”，“过度阐释”实在是人的本能反应，何至于不能容忍呢？

　　在真相没有大白之前，没有人可以判定一切或划定言论的边界，我们必须警惕的，恰恰是以“过度阐释”为由让人闭嘴的想法。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