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请深圳来的朋友吃饭，在一家很出名的小巷子里面的日本餐厅，我们要了一个鱼生船。菜上来之后大家都吃了一惊，因为分量实在太足，里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虽然我们有八个人，还是觉得吃不了。我们有点责备负责点菜的朋友，作为一个点菜高手，怎么能够如此大失水准。他觉得委屈：“我只是看图片和价钱，六百港元，想来分量不会太足。”

　　深圳的朋友马上感慨，才六百港元？天哪，要是在纯水岸（深圳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至少要两千元人民币。他没有夸张，如果你去过上海、北京或者深圳的那些日本餐厅，一个鱼生船的价格如果在一千元以下，就会让大家对这家餐厅的品质感到怀疑。

　　从鱼生船，大家聊到了房价。在座的香港朋友说起最近到上海租房子，位于市中心并不算最豪华的公寓，一房一厅六十多平方米一个月要一千美金，和香港的价钱差不多了。我说这算不了什么，四年前我在北京常驻，租的公寓也就是一房一厅，七十平方米，要两千多美金呢。不过在四年前，非内地人士的物业选择不多，这些“涉外公寓”的价格贵得离谱些也就可以理解。刚刚出炉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外国人居住成本最贵的城市里面，有很多非洲国家的城市。这是因为，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因为商业原因，他们必须生活和工作在那里，但是他们又不想降低自己原有的生活品质，所以在那些物质匮乏、收入很低的城市，出现一批价格贵得离谱的住宅和商品也是很自然的。这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那个时候，进口产品都是卖给在中国的外国人或者手里有外汇券的内地人士的，价格高不算，东西还很稀缺。

　　这项调查还显示，北京和上海的排名很靠前，就连中国的二线城市，比如成都，外国人的生活成本在过去一年也有了二成以上的升幅。这就和非洲国家不同了，也和二三十年前，甚至四五年前的中国不同了。因为对于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外国人来说，他们选择消费的场所、商品还有住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只能有限地选择，他们已经越来越本地化了。外国人和中国内地中高收入人士的消费水平和习惯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北京的三里屯，在上海的新天地，花钱多的已经不是那些外国人，有消费能力的反而是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游客。

　　一个多月前去北京，我发现常去的那家港式茶餐厅的早餐价格已经从18元变成了22元，而香港茶餐厅的早餐，这几年还是维持在18港元。看来，通胀的压力，连中高收入的人士都感受到了。

　　闾丘露薇：2003年，她是首位进入巴格达的华人女记者，被誉为战地玫瑰。现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无薇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