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晚报》11月27日报道，重庆南岸区长生桥中学一些家长投诉老师嫌弃差生，动员孩子别参加明年高考，家长们认为学校此举是为了提高升学率，对学生不公平。

　　有关差生被劝阻参加高考或中考，实际上已成“潜规则”，每年的6月因而成了差生最黑暗的月份。

　　劝差生弃考的实质，其实就是唯分数是举观下的学校“竞考”，是一种利益的“畸变”。说服差生不考，意味着校方扫除了参与利益竞争时的障碍，获得了与其他学校竞争的筹码。一个学校这么做，其他的学校也不会无动于衷，否则，可能会在学校之间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在考场中，是学生之间的竞考，在考场外，则是老师之间或学校之间的竞争。一所学校高考的合格率，实际上也是老师教学能力的合格率，大而言之，则是整个地区教学能力的合格率，能帮助教育主管部门考到好的政绩。从这个角度分析便知，学校们为什么热衷于在考试中弄虚作假而肆无忌惮了。

　　今年云南宣威县爆出的高考舞弊丑闻，或许可以作为老师违规“竞考”而不受节制的最好解释。今年宣威县参加高考的学生有1万多人，其中就有40%以上的学生作弊，而且监管老师几乎不管。一些高二年级的尖子学生受学校指使，去顶替高三的差生参加高考。此类高考舞弊事件，为何每年都会发生，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原因很简单：因为老师们的行为得到了利益部门的宽容。

　　分数对于一个老师与一所学校，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一个学生对它的要求，对前者来说，它意味着金钱、荣誉以及有关方面对自身的评价。但是，对学生分数的不正当追求，我们不能仅止于责备老师与学校。甚至从某种意义来讲，老师与学校是制度偏差与法律阙如下的牺牲品。俗语云，没有万恶的人，只有万恶的制度。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老师与学校同样必须以分数论英雄，而在千呼万唤不出来的《考试法》仍然缺席之际，考场中的弄虚作假便充满了可能。

　　因此，在学生素质教育不能全面推行的现实中，修正对学校与老师的考核制度，并早日出台相关法律，保障学生的利益，杜绝老师、学校以及主管部门考场外的“竞考”行为，是避免考场弄虚作假的当务之急。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