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刘亚楼有关人物的14年采访，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并参考老同志的回忆，真实地披露了刘亚楼上将与高层人物交往的秘闻趣事及重大事件内幕，展示了他的参谋之功、领军之才、治军之道及为人之诚……

　　连载 11月2日见报 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对洋顾问李德的处理

　　伏龙芝军事学院坐落在莫斯科市郊，是世界著名的军事院校。刘亚楼等红军将领受派赴苏学习。1939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骑马摔伤的右臂，特地看望了刘亚楼等中国学员。

　　周恩来由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受伤的手臂最终落下半残疾。他于1940年元旦前几天出院后，立即开始紧张工作，其中一项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委处理李德问题。

　　德国人李德，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前并没有什么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中国，李德名为红军顾问，却因特殊身份，被其忠实的合作者博古等人供为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几乎一人说了算。囿于本身水平，又在人地生疏的异国指挥作战，加之他过于盲目自信，两三年间就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遵义会议后，李德被解除领导权，以“局外人”身份随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从事了一段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于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由此结束了他长达7年的中国生活。

　　带着沉重的失落感、被抛弃感和被驱逐感离开中国的李德，回到莫斯科后，在恐慌中迎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他审查的通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在共产国际那里狠狠奏自己一本，自己弄不好有性命之虞。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大度的中共根本没有为难他。

　　在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召开的专题讨论李德在华错误问题的这次会上，刘亚楼受到邀请，随同周恩来、任弼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

　　会议开始后，李德先做了检查，语气甚为沉重，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大错误，内容与他在延安所写的检讨报告大致一样，与遵义会议上的抵触情绪迥然不同。不知是他在思想上确已转过弯来，还是因为害怕抵触会罪加一等。

　　李德发言后，中国同志相继发言，头一个发言的是刘亚楼。在担任红二师政委期间，刘亚楼对李德到中央苏区后至长征前半段的瞎指挥有着切肤之痛，尤其是湘江之战，红二师几遭灭顶之灾。由于恨之深，刘亚楼的言辞极为激烈，一字一句皆如芒在背，李德听后大汗淋漓，狼狈万分。

　　但令人蹊跷的事发生了。共产国际监委会一位德籍委员大摇其头，说刘亚楼的发言带有个人情绪。此话一出，会场上的苏联人和德国人开始交头接耳，明显流露出一种暧昧的表情。

　　明睿的周恩来看到这个情形，和任弼时稍作商量，起身婉转地说：刘亚楼同志可能比较激动，因为他带的一个师在李德指挥下伤亡太大，说起来有气，希望大家谅解。

　　气氛渐趋缓和后，周恩来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对十九路军反蒋抗日“闽变”不正确的处理方式、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战略方针等等，同时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错误方针，没能及时批评抵制，也负有一定责任。

　　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的处理却是明确他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所提意见中国共产党既可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是好心人办坏事，其错误在于不谙中国国情，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是故可以免予处分。

　　中国同志对此结论虽有意见，但考虑李德的错误已是过去式，即使枪毙他也无济于挽回损失，何况这又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也就顺其自然了。但从此共产国际没有再重用李德，只是分配他做出版工作。

　　刘亚楼与高层人物

　　开国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