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10。23 徐 江专栏之《我们怎样变成“新文盲”》

　　我们怎样变成

　　“新文盲”

　　很突然地在某大门户网上看到一条陈凯歌入选“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新闻，感到似曾相识，点开一看，消息竟是来源于去年10月28日的某某晚报，照例是与著名的《无极》有关，没想到网站编辑竟把它当成2007年10月22日的新闻发了。再看该网站的一个属于旧闻的栏目，把某写诗歌评论的“理论家” 一本正经地赫然介绍成了“诗人”……

　　点开另一个网，发现一个作者正在一本谈《三国》的书里大放厥词：说赤壁之战前孙权一度的犹豫与观望状态都是装的，是陈寿和后来的裴松之为了突出诸葛亮的谋略，而曲解了历史云云。如果事情真如作者所说，那么从陈寿以后，历代史学大家一直到主持《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可能存了美化诸葛亮智谋的嫌疑。可是，陈寿的父亲做过诸葛亮亲信马谡的部下，因街亭之战受过处分，陈寿本人后来做的又是晋朝的官员，无论是从出身、立场还有职业、治学，都不可能在书中美化诸葛亮、贬低孙权的政治智商。裴松之则是宋的史学家，距陈寿又有一段时间，但显然，南朝离三国时代还不太远，地理上又处于三国时东吴的旧地，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民间传说上，研究三国中东吴的人物都有一定的便利与权威性。如此轻易地以奇想式的抬杠去质疑陈寿和裴松之，却又拿不出考古或有说服力的史料为证，实在是桩充满胆量的行为。

　　妄为和妄谈，大约是国内文化领域近十年步入“资讯膨化世代”和网络时段的一大征候。不作核实且欠缺常识的“业内”新闻多了，缺少够水准的考据功夫且不动大脑的“学问”多了……不少“有识之士”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网络、电视、报刊这些公共媒体，却着实忘了，任何的技术、任何的平台、任何的风尚背后，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都是人、人的大脑。

　　剽窃且拒不认错的郭敬明加入作协，有些言论只顾着严厉抨击这件具体的事，却忘了追问背后更大的悲剧———我们这个时代，连有的名作家、老作家也不认为剽窃是多大的事了。“文品”这一为文基本前提的丧失，才是汉语中人文精神所遭遇的最紧迫的挑战之一！不负责任的“新闻”被发表了，人们只顾抨击或处罚记者，却忘了职业素养培训的被漠视和忽略。当学术遭遇可读性与市场的诱惑，是谁在趋利面前打开了放行性情与蒙昧的闸门……对所有这一切，有形的社会职能部门与无形的文化体系都缺乏严格的筛选意识。

　　同理，当文化被膨化成产品，并从里到外被掺兑进趋利的因子时，人们在最初的一两声悲叹后，是不是渐渐就持以“理解万岁”式的宽容了？而当读者众口一词质疑网络资讯来源的水分后，对“道听途说”洪水的无奈会不会一天天成长为“新时代的世故”与自愚？地球村的时代，“文盲”这个词已不仅仅是指向文字了，它同时也指向了数量上拥有“知识”、身份上拥有“文化”的一群。这样的人群，才是我这个时代真正的文盲。

　　徐江：作家。著有随笔集《爱钱的请举手》、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等多种。

　　江郎才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