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提出口号：“我会做好呢（这）份工！”从目前的情况看，曾特首受到中央的支持和港人的拥护，地位稳如泰山。但他的手下就很难“做好这份工”了，短短两星期内，就有两名高官下台。

　　（7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最新下台的是香港广播处长朱培庆。导致他请辞的导火线，是他下班后手挽艳女郎步出卡拉OK厅，而被撞破时又举止失常，竟避在艳女郎身后，被记者拍下的照片，表情十分狼狈。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在内地很可能被认为仅仅是“小节”而已。目光老到的凤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鳞就看出了这种差别，他在读到这条新闻时，语带双关地连问了三遍：“这点事算什么？”

　　但朱培庆的下台看来是无法挽回了。不管别人怎么评论这件事，在我看来，这却折射出了香港公务员能够长期保持廉洁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员有道德瑕疵就得下台！当然，严格说起来这种道德瑕疵不是“存在”的，而是已经被“发现”并进入了公众视野的。

　　如此对待官员是不是太严厉了呢？我以为不是。在公众眼里，官员并不是一个无害的“个人”，而是以公共权力掌控者、行使者的身份出现的。如果他有明显的道德瑕疵，那公众又如何继续信任他呢？这里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一个人既然可以背叛配偶，那他就也有可能背叛公众。公众没有义务容忍一个已经不被自己信任的官员继续掌权。

　　有人也许会质疑，这是不是对官员进行了有罪推定？坦率地说，是这样的，但不如说是“举证责任倒置”更恰当一些，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官员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要求公众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才能对官员提出指控，那在客观上就等于包庇腐败分子。公众有权利发现蛛丝马迹就（通过媒体等）提出指控，而官员则有义务在这些指控面前自证清白。如果不能或不愿自证清白，那就必须鞠躬下台，甚至要接受司法调查。这方面的例子，远有香港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眼下则是香港广播处长朱培庆。

　　我们不难想见，如果内地的媒体和公众也拥有这种对官员进行“有罪推定”的权利，比如发现官员住着和自己收入不相称的豪宅、或者和其他女人有暧昧关系、或者其合理收入不足以支撑儿女在国外的学费，就对他提出腐败指控，要求他自证清白，则内地清廉指数，将会上升多少啊！

　　“官员有道德瑕疵就得下台”———我看很有必要把这一原则引入内地。

　　（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