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中，有一篇这样描写道：高考前父亲卷公款逃走，柔弱的母亲卖房卖车替父亲还债，在“坎”面前非常坚强，这位女生也汲取到了成长的力量。最后，这篇“贪官作文”得到了63分的高分。这一新闻这两天来引发了网民热议，赞赏者认为，考生如此大义灭亲是英雄壮举；反对者认为，她违背了中国自古就有的“亲亲相隐”的规定，是有违伦理的卖亲求荣之举。也有网民认为假如她仅仅是为了取悦阅卷老师而编造了这个故事，那就是非常不诚实的行为了。

　　如果就像阅卷老师所认为的，这篇“贪官作文”文理俱佳，情感真挚动人，那么我很欣慰它得到了一个它应得的分数。是的，也正如阅卷老师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评分标准来打分一样，我们也只能从时代背景出发，从文本表达本身，来看待一篇高考作文的成败。

　　有人或许会怀疑其真实性，但我们知道，在考试规则中，并没有规定高考作文不可以虚构。无规定即为许可，那么真实性与否，实在不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也很想提醒的一点是，千万不要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这篇“贪官作文”是一封举报信。如果这样的话，美国著名杀妻案的主角辛普森不久前写的《如果我做了》，简直就是一个自供状了。

　　至于一些人所关注并争议的，大义灭亲也好，卖亲求荣也好，同样也是一篇作文所难以承受的。一篇高考作文，一开始只可能有特定的一个或少数几个读者，他们就是阅卷老师。如果是大义灭亲式的举报，那么是向阅卷老师举报吗？至于“卖亲求荣”，则让人一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公民时代、法治社会，竟然还有人公然谈论“亲亲相隐”，直让人悲从中来。

　　那么到底该怎么看待这样一篇高考作文？或者说，什么才是这篇“贪官作文”的文本表达本身？既然我们不能附会，那么就只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这就是这一文本本身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呈现出的冲突与矛盾，反省与思考。因此一篇高考作文，其实就应当是一个时代场景的设置与描述，所以也正反映着时代的真实与现实的冲突。能做到即为上品，做不到则为下品。这是一个要求，也应是一个标准。

　　显然，就像“贪官作文”中所描写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贪官并不少见，因贪赃枉法所导致的各种家庭灾难，也自不待言。那些认为这篇作文虚构的人们，尽可以拿作文所呈现的情节去比对现实。同时仍然像作文所写到的，当一个做贪官的父亲成为一个家庭所有成员内心深处的“一道坎”时，本身也表明贪腐现象正成为我们时代的“一道坎”，因此我们也都必须从跨过这道坎中汲取成长与进步的力量。如果说“贪官作文”是一封什么信，那它也只是一封匿名信，借时代人之手，说出的是关于一个时代的真实。如果说它是一种虚构，“满纸荒唐言”，但那一把流淌在现实面颊上的辛酸泪水却是真实可触的。要说微言大义，文以载道，这才是我们应当看到的，而不是其它。

　　事实上，“贪官作文”所呈现的这样一种时代性及现实感，正是我们今天高考作文所稀缺的。因为今年各地高考作文命题呈现出一派诗意盎然的景象，所以曾经招致舆论批评，被质问到底是“诗意还是失意”。这正是对于高考作文应具有时代性、合时而作的一种要求，也正是有评论所说的“高考作文不能没有现实感”。这种现实感，以及文理俱佳的表达，才是评判一篇作文真正的标准，除此之外，只能是一些琐碎而不知所云的伪判断、伪标准。

　　（作者杨耕身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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