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现职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商会兼任领导职务，确需兼任的要严格按有关规定审批。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行业协会的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政会分开。

　　（6月6日《中新网》）

　　禁止官员兼任行业协会领导，意义十分巨大，但我认为还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应该彻底把行业协会从政府部门剥离，赋予它们自由发展的权力，回归它们的民间属性。

　　事实证明，行业协会依附于政府危害极大：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职领双份工资，有悖公务员法和社会公正；政企不分不光限制行业协会的自主发展，而且极易导致权力寻租；政府包揽民间组织的职能，越俎代庖，机构臃肿；行业协会身份尴尬，有名无实。还有一个致命后果：行业协会受命政府，压制了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不利。

　　或许见惯了公权力干涉民众生活的画面，如交警乱罚款，警察乱抓人，城管乱打人，政府部门乱作为，我们一直羡慕一些国家的公权约束之好。只要考察一下这些公权得到有效约束的国家就不难发现，除了行政透明、监督有力之外，这些国家无不存在着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在法律的保障下，民间群体无时无刻不在监督、限制着公权，维护着个人利益、权利和自由。

　　市民社会按照不同的组织方式和行为规范把人们组织起来，这样的“市民”增强了制约国家的整体力量。翻阅西方历史可知，市民社会的形成固然有众多因素，可在市场经济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众多社团、行业协会却是最大的推动因素。社团、行业协会天然地具有争取自身合法利益的冲动，它必然要想方设法约束政府部门的权力，从而保证个人行为的自由。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发展。反观我国的行业协会，大多在政府部门领导之下，或者干脆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协会领导由官员兼任，完全失去了自主权，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怎么发挥本该具有的职责和作用呢？

　　近年来，公民主体意识高涨，维权决心张扬，都可以给我们市民社会的美好期许。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及时出台文件，主动收回、约束政府的权力，这是正确的举措。我相信，一个个组织良好、自主发展的民间组织肯定对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裨益甚大，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意义深远。

　　（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