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很多人谈论“死亡指标”。根据一些报道，我进一步知道现在中国已经有了“死亡指标体系”，“全国死亡总指标”乃由“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等指标组成，指标的意思是完成某一工作死亡在多少人以下则可以被允许。

　　这怎么是“死亡指标”呢，分明是“死亡控制指标”嘛。完成1亿元GDP可以死亡0.51人，并不表示你一定要死掉这么多人，而要把死亡控制在这个数目以下，出发点是好的。总会有安全事故来导致死亡，这是客观存在的；总量控制，指标逐渐降低，控制死亡的意图是明显的。自从推出“死亡指标体系”以来，死亡在下降，效果也是明显的。

　　尽管如此，我不能说“死亡指标体系”就是应该有的。已经有学者说，“在中国———这个行政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中，一方面安全管理的责任都压在职能部门的官员身上；另一方面，官员对上级负责，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需要尽量地详细。而最详细、最一目了然的统计方法就是数字，而且数字越具体，越容易考察”。

　　这就是说，死亡指标体系发生作用，并不是因为没有这东西，死亡就会不可控制，而只是在“行政主导的社会管理体系”中，没有指标才会出问题。那么，变“行政主导”为“法治主导”，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没有进行这种“指标控制”，并不是死亡事故就不可扼制，反而控制得很好，无非是官员对谁负责的问题获得了解决。既然如此，我可以说“死亡指标体系”不过是一种为官员“对上负责”补台的有效措施。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有“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等等。但请注意，这些都只是统计数据，而不是必须要执行的“指标体系”。统计数据是用来说明问题的，“指标体系”是用来贯彻执行的，两者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自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被广泛阅读以来，从管理技术的层面来研究中国的毛病已经盛行，“中国缺少数目字管理”几成共识，好像制度问题没什么重要的，只要把“数目字管理”搞下去，制度怎样都可以的。现在，定量管理已经成了一种铁律，“计件考核”已经无处不在，公务员一年写了几个文件，机关一年发了几个通知，记者一个月写了多少工分的稿件，安全宣传一年上了几次街，莫不“数目字管理”了，整个中国还有哪个人、哪个事情不在“数目字管理”之下？然而，是不是文件越多、通知越多，公务员和公务机关绩效就越好，公共事务管理就越优良，社会得到的好处越大呢？

　　回头说“死亡指标”，它之所以在中国是必要的，原因在于除此无法约束官员“对上负责”下安全不受重视的问题，除此不足以评价官员的工作。这说明了什么呢？你硬要坚持官员只对上负责，硬要坚持那种没有“指标”就无法考核官员的制度，那我无话可说。“死亡指标”的有效性，建立在官员责任制度无效、官员评价制度失灵的基础之上，“死亡提标”显灵的前提，就是官员责任制度和评价制度失灵，而你要坚持这种失败的搞法，那就继续唱着“很有必要”的赌咒歌去搞各种指标吧。但我要问的是，你为何一定要坚持这些失败的搞法，即使它需要一个又一个几为笑柄的搞法来护台也在所不惜？

　　“死亡控制指标”也许是有效的，但它在社会管理中并不是非有不可的。托勒密天文学中需要有许多补充公式，才能够去描述天体运动的轨迹，但这些公式并非描述天体运动所必要的，只是你要放弃托勒密天文学，转到哥白尼学说上去。但你不想转变，硬要说那些补充公式效果明显，十分必要，没有谁拿你有办法。为死亡指标体系辩护，可以拿这来作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