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考察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死亡指标”甚至已经精确到了个位———例如，北京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应控制在1733人之内。其中，交通肇事为1373人、火灾为33人、生产安全为196人。

　　（5月24日《南方周末》）

　　“死亡指标”最大的依据就是下一年的“死亡指标”必须少于上一年，而这同样是莫名其妙的，因为死亡不可以规划。“死亡指标”下，种种荒诞怪异的现象出现了。比如，交通事故发生后，7天内算事故死亡，要占指标；而7天外不属事故死亡。交管部门就存在一个潜在愿望：即使人要死，也要尽一切力量拖过7天。事故受害者的生命力是否“顽强”，和当地官员的“荣辱祸福”息息相关。同样一起事故导致的死亡，七天后死的就“不算死”吗？这是什么混账逻辑？其他弄虚作假、谎报瞒报的招数恐怕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今年死得比上年少不一定意味着官员能干，今年死得比上年多也不一定意味着官员昏庸。但具体到每一起事故，是天灾还是人祸？可不可以避免？死亡人数能否减少？却是可以分出个子丑寅卯来的。人们要看的正是对每一起死亡事故责任的追究和处理，而不是官员是否达到一个笼统的“死亡指标”。没有一个人是“该死”的，只要死亡事故是责任事故，即使把“死亡指标”定为1人也是不可以接受的。谁能说把老百姓的死亡数据作为一种政绩不残忍呢？谁能说“死人不要紧，死少了有赏”不残忍呢？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