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

　　（5月11日《学习时报》）

　　这一调查结果令人惊讶，但似乎又并不令人意外。现实生活中，官员沉溺于封建迷信的现象并不罕见。少数普通老百姓科学素质较低，且常常不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需要不断地用迷信来支撑自己无奈的生活。如果说迷信是他们在长期的辛劳和苦难中积累起来的一种“生存智慧”，那么，科学素质理当比一般老百姓高，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也理当比一般老百姓强的官员，为什么也不能免于封建迷信的蛊惑呢？

　　仔细分析起来，在沦为迷信的奴隶这一点上，一些官员与一般老百姓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一定也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一些地方的所谓“官场潜规则”告诉他们，一个官员能否升迁，主要并不取决于他的能力和业绩，也不取决于他在百姓中有什么样的口碑，而更多地取决于他有什么样的人脉和背景，以及是否敢于并善于“出血”、“投资”，等等。如陕西省商州区在原区委书记张改萍主政期间，形成了一套“送（行贿）了可能有希望，不送绝对没希望”的规矩，有人不惜挪借公款或贷款向张改萍“进贡”，“买官者敢投这个资，是因为张改萍敢收钱，也确实能给人办事”。

　　在如此这般“潜规则”的暗示下，一些有能力、有追求的官员，原本通过正当的努力就能够获得升迁，但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也同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不正当的“投资”。如湖南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唐吉凯，一边好学勤政，业绩卓著，一边却暗中行贿跑官，结果在前一个因素即将为他赢得被破格提升为湖南省高院副院长的机会时，后一个因素却彻底葬送了他的政治前途。

　　如果一个地方的“官场潜规则”歪风挥之不去，那么，真正对官员的“官运”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缺乏明晰预期的东西。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受制于这样的游戏规则，多数官员必然会产生沉重的焦灼感、迷茫感和无力感，觉得自己实在不能把握自己的“官运”，于是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宿命论上面。

　　要提高官员的科学素质，消除他们的焦灼与迷茫，须清除各种“潜规则”的污染，严格官员选任的法定程序，提高官员选任的透明度和普通百姓对官员选任的参与程度。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宁夏考察时所言，要全面贯彻德才兼备的原则，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干部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这就是要树立风清气正的政治气氛，给大多数官员建立起稳定的预期，让他们从心底里相信，只要自己勤恳实干，不断提高为政执事的水平和能力，真正取得了为群众称道的业绩，就一定能够把握好自己的“官运”，在仕途上获得相应的回报。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些官员摆脱对封建迷信的依赖，转而树立起对科学精神和民主法治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