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参加“城市发展国际论坛”时表示，住房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住房发展要从过去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和平均住房面积增加，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解决民生问题，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从而使“人人享有适当住房”。

　　（《东方早报》5月20日）

　　将住房问题从纯粹的“市场化”转变为“人的基本权利”来认识，是近期我国各级政府从上到下逐步达成的共识，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工作思路，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从当前的进展趋向来看，在大城市，三五年之内，真正的“保障性住房”还很难让人期待。这并不是说政府对此没有诚意，而是在“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认识上，相当程度上还处于概念不清，阶段目标不明的现象，人们还看不到一个完整、严密的硬性规划。

　　其一，人人享有适当住房，谁是“人人”？在一座城市里，有当地本地居民，也有大量流动人口；而老居民和流动人口中，又有不同的住房困难。如果不论常住居民，还是外来人口，都以购买低价房为解决之道，恐怕盖多少房子也不够。如果一个人在老家有住房，流动到其他地区又成了无房户，他的住房基本权利又该如何认定呢？

　　其二，人人享有适当住房，怎样才算“享有“？住房市场化以来，政府一直是鼓励、倡导买房的。在社会词典里，只有买了房，才算是有房。但是如果只是拥有产权才算“享有”，那租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算不算享有呢？哪一类人，拥有了怎样的住房待遇，才能算是“享有”，同样需要明确的定义。

　　其三，人人享有适当住房，怎样才算“适当”。适当，是一个相对概念。既应该有底限标准，又无法统一标准。适当与否，不能不考虑地域因素，不能不考虑生活状况，不能不区分买房、租房等不同的住房形式……如果只有原则，没有具体标准，则原则很难落到实处；但是以中国各地情况之复杂多样，标准又很难具体。

　　再从实践的意义上看，“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操作主体，本该是政府。但是政府又不可能亲自去盖房子、分房子，如果此事在公益化调控与市场化运作的结合形式上解决不好，政府就很有可能陷入进退失当的尴尬之中。比如廉租房，就算是政府大力推动，房子盖了不少，但是到底由谁来当这个“大房东”？租价应该怎么定？还由传统的房管局来管吗？他们还能不能、该不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目前来看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我以为，既然认识到住房是“人的基本权利”，就不能让这些思路总停留在概念上。持续挑战百姓的耐心，其实也是一种不负责任。（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