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新首富杨惠妍的父亲杨先生曾秘密资助4000名学生，10年来不断有政府领导及身边的好友劝说这位企业家说出自己的名字。

　　（5月15日《新快报》）

　　慈善者说出名字或许有助于进一步培养社会的慈善意识，但政府部门和好友为什么就不能尊重一下杨先生的“无名权”呢？每一个做好事的人，都应该具有两种基本权利———“有名”和“无名”，即公开或不公开自己的名字，而无论哪种选择都应无可厚非。

　　不可否认，社会需要更多的“有名”慈善者走向前台，但这并不是每个慈善者都要公开姓名的理由，愿不愿意公开姓名纯粹是个人的权利。当事人选择不公开既可能是性格的因素（比如“财不外露”的传统心理），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隐忧。比如，前不久就有媒体披露过令人颇感尴尬的“索捐”现象。政府出面三番五次地劝说做工作，恰恰是对慈善者“无名”权利不够尊重的表现。

　　要想在富豪中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慈善文化，还有很多路要走，其中之一便是，在不违法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尽可能为慈善者提供最大便利，包括尊重他们的“无名”权。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慈善家李春平是一个值得仿效的范本。李春平几乎是平地里冒出的慈善家，尽管他走南闯北在慈善界颇为红火，但直到现在，他的善款来源仍旧扑朔迷离，对此他也一直秘而不宣。不过，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继续自己的慈善事业。一句话，如果既不违法也不违背社会公德，我们又何必苛求慈善者样样俱全呢？

　　（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