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再次关注湖南郴州市舆论监督奖争议。诚意与善意可能并不表明“奖励”的正确性,这也是导致很多批评的原因。但我更愿意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媒体何时到了这样害怕一种善意的地步了？我们连暴力都不怕，还会害怕善意吗？曾经，面对一些暴力阻挠采访的行为，我们的媒体都曾不避艰难，迎头而上。比如几年前发生在广西南丹的矿井特大事故之所以直到现在仍被人不时提起，不光是因为这样一场矿难的悲剧性，更是因为事发后矿方及当地一些政府官员选择瞒报，甚至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进行跟踪甚至威胁。而南丹矿难也最终大白于天下。

　　孟子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在我看来，记者就应当有这样一种“不屈于威武亦不淫于富贵”的大丈夫品质。而在这样一种品质之下，我们就能够相信，既然媒体不会因有所阻挠而放弃监督，那么亦将不会因获得奖励而不去监督。不弃于阻挠与不媚于奖励，都是媒体的精神与职责之所在。

　　总有一种力量，不愿将真相公之于众，却恰恰赋予了媒体以责任。总有一种想法，企图收买舆论，却也恰恰成就了媒体的光荣。在任何时候，媒体要做的都是不因监督对象作何反应，都始终禀以国家及社会利益至上的观念，进行公正与客观的报道与守望。如果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这一点，我们还会怕一种“善意”吗？

　　其实，在一个转型社会，在一个充满各种利益纠葛与冲突的时代，尤其是在一个正在艰难扬弃中建构官媒关系的现实格局下，一些有责任感的媒体，既没办法期待所有屈人于威武的做法不再，更没办法真正指望各种所谓的善意与诚意。因此，正像一些丑陋现象的存在才养成记者嫉恶如仇的个性一样，一些貌似善意的做法同样能够养成记者更加冷静与客观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