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0日和23日，四川成都市先后发生两起惨烈的车祸，一家报纸的“编者按”对此做了如下叙述：“两个男孩、一位母亲，先后死伤于车轮之下。他们先是被撞伤，紧接着，肇事司机踩动油门，第二次向他们碾压过来。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0岁，脆弱的生命瞬间消逝于车轮下……”“二次碾压”成了这两起事故的关键词，媒体上的报道和评论，大多也围绕这个关键词展开，充满了对那两名肇事司机的愤慨。

　　在这两起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究竟是否故意进行了“二次碾压”？从逻辑上讲，“是”与“否”的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在这里我更关心的是，假如肇事司机最终被确认没有“二次碾压”行为，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面对这样的事故，我们愿意看到“肇事司机故意‘二次碾压’”的鉴定结果呢，还是愿意看到“肇事司机没有‘二次碾压’”的鉴定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愿意看到肇事司机是一个十足的恶人呢，还是愿意看到他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只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因处置不当而过失致人死亡？

　　必须承认，我自己以前是习惯于把有的人想像成坏人、恶人的，正如鲁迅所言，他向来“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我也是尽我所能，展开想像的翅膀，希望某些人越坏越“好”，越恶越“好”。因为只有他们如我想像的那样坏得流脓、恶贯满盈，舆论、道德和法律才有足够的理由对他们实施“报复性”的惩罚，才能从重从快将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然而，假如事实并非如我们所愿，这些人尽管犯有罪过，却谈不上罪行滔天、十恶不赦，我们是勇敢地接受事实呢，还是坚持自己的想像不动摇，并继续呼吁对这些人严惩不贷？

　　人们对肇事司机是否“二次碾压”的想像，与对特大杀人案犯邱兴华是否患有精神病的想像颇为类似。如果邱兴华的确患有精神病，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而是一个可怜而又可怖的病人，因此，人们就不必对他充满刻骨的痛恨，法律也不能像严惩一个精神正常的杀人凶手那样对他施以严惩。遗憾的是，司法机关似乎没有足够的勇气给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其潜在的考虑可能是，万一鉴定证实邱确为精神病人，那些将他想像成正常人、因而对他充满刻骨痛恨的人们，对这一结果如何承受得了？

　　我们能接受某些人乃“大奸大恶”的结果，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他“不那么恶”的结果呢？

　　我们能接受某些人乃“大奸大恶”的结果，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他“不那么恶”的结果呢？假如那两次事故确实并非“二次碾压”，社会有勇气接受这样的现实吗？